朱克靖
（1895-1948），原名朱宏夏，字竹懿，號克靖，湖南醴陵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并任第九軍黨代表。1938年1月，任新四軍政治部顧問兼直屬戰地服務團團長。1940年，任新四軍聯絡部部長。1944年，任蘇浙行政公署主任。1946年1月，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秘書長、聯絡部部長。1947年初，在山東莒縣被捕，解來南京，1948年秋犧牲。
朱克靖烈士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優秀的黨員，在一生革命生涯中，始終堅定共產主義的信仰，并為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從北京大學到赴法勤工儉學，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到戰斗于新四軍，朱克靖將一生的年華奉獻給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事業。這位在黎明前犧牲的革命志士用生命踐行了“一顆為民心，萬古終不泯”的諾言。
一
朱克靖是湖南醴陵人，1895年出生于醴陵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在兄妹12人中年齡最小。朱克靖原名朱宏夏，克靖是他的號。朱克靖的父親是個老實農民，世代都以耕農為生。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朱克靖養成了吃苦耐勞的良好品德，對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朱克靖也到了上學的年齡，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絕大多數孩子都是幫助父輩在家務農，沒有機會上學。然而，朱克靖的父母卻想讓他通過讀書改變命運 ，他先入了本鄉的一所小學，接受啟蒙教育。令父母欣慰的是，朱克靖的悟性非常高，老師傳授的知識他都能最快掌握，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已經能夠熟背《百家姓》《三字經》《幼學瓊林》等書籍。后來又陸續閱讀了古詩詞、四書五經之類的文章，經過幾年的教育，朱克靖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4歲時，他考入了醴陵縣城的中學堂，隨后又進入妙高峰中學，因負擔不起學費，重新考入長沙第一中學。由于家庭經濟困難，朱克靖在貧困中上完了中學，但他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尤其在長沙一中讀書期間，朱克靖深受毛澤東、蔡和森、李富春等進步青年學生的影響，積極投入到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斗爭中去。此時的朱克靖，決定走出家鄉，開拓視野，他的心中有一個向往已久的學府——北京大學，那里是新文化、新思想的發源地。
1919年，五四運動風起云涌，就在這一年，24歲的朱克靖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班。那時的北京，五四運動的影響不斷發酵，新文化運動的各種思潮在相互碰撞，激蕩著這個時代的脈搏。盡管朱克靖家境貧寒，甚至沒有錢交學費，很多時候都是旁聽生，但絲毫沒有影響朱克靖追求進步的熱情。他在這里經常與進步人士接觸，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在北京大學陳獨秀和李大釗等知識分子的影響下，開始由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青年，轉變為信仰共產主義，并在北京大學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在章士釗的推薦下，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和幾個進步學者首先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前沿陣地。在李大釗的周圍，很快聚集了一大批進步的青年學子，朱克靖也是其中之一。
二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教育界中有一群放眼世界的有識之士，他們主張進步青年走出國門，尋求救國救民的知識和真理。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教育界人士發起了以“勤于作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知識”為宗旨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輸世界文明于國內”。當時，中國廣大青年在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壓迫下，目睹國勢危亡，面臨教育遭到摧殘，身受失學失業的痛苦，大批青年投入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當時，湖南新民學會對于這一運動積極贊助，毛澤東、蔡和森等都曾為此奔走聯絡，并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青年參加。其中，1919年左右，先后有20批約1600多人赴法勤工儉學，四川、湖南、河北的青年最多。朱克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也選擇了赴法勤工儉學，和他一起赴法的還有李富春、蔡暢、李立三等湖南進步青年。他們在北京大學預科班短期學習法語，正式加入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行列。解放后，擔任全國婦聯主席的蔡暢回憶說：“朱克靖和李富春到法國勤工儉學。”1919年10月，朱克靖和李富春等一行100多人乘坐輪船起程，當年12月17日抵達法國馬賽。
這些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到達法國以后，他們的工作、學習以及生活等，都是由當時的巴黎華法教育會和設在華僑協社的學生事務部安排。位于上海的華法教育會和巴黎華法教育會經常保持溝通，在每批學生赴法國之前，上海華法教育會先將這批學生的基本情況通知巴黎華法教育會。通過這些事前的準備工作，最大程度地幫助這些中國學生聯系學校和工廠。當時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經濟狀況各有差異，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學生被分配到法國的一些大城市，如巴黎、里昂、馬賽等；經濟條件差的學生被分配到一些小城鎮，如麥南、楓丹白露等地。朱克靖家境貧寒，到了法國以后，毫無疑問屬于經濟條件差的學生。由于赴法的學生日益增多，超過了華法教育會的運行負荷。很多像朱克靖一樣的貧苦學生更為吃飯、做工、讀書發愁。早年赴法的李石曾先生，親自到法國各地為學生們尋找工作、學校和住所，并且利用他和法國官方以及教育界的多年關系，解決了很多學生吃飯和入學問題。盡管條件艱苦，朱克靖沒有忘記來法國的使命，他立志學成以后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做出一點貢獻。他始終充滿著革命的、樂觀的共產主義理想。1921年7月，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建立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后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更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周恩來任黨總支書記。朱克靖經由蔡和森、范鳴的介紹，在法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法國陷于經濟蕭條狀態，已經無法安排更多的中國學生進入工廠做工，此外，還有巴黎華法教育會的一些工作人員貪污學生們的救濟款，使許多學生失去了經濟來源，陷入了生活和學習的困境中，遭受著饑餓和疾病的威脅。這些遠在異國他鄉的青年學子，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他們走投無路，決心團結起來，進行斗爭。學生們首先要求華法教育會把賬目清晰地公布出來，后來出于各種原因，華法教育會始終沒有公布賬目，這更加激化了學生與華法教育會之間的矛盾。學生們推薦代表到駐法公使館請求援助，然而，使館及國內的北洋政府均表示無力資助，并要求將這些學生遣送回國，這更加引起學生的不滿。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前往中國駐法公使館請愿，要求“生存權、求學權”。學生們的請愿活動被使館召來的法國警方驅趕，駐法使館及北洋政府的種種舉措，使這些身處國外的學子們對軍閥統治陷入絕望，也激起了他們改變舊中國落后無能的決心和熱情。
這些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面臨著日益惡劣的經濟狀況，而且，他們的抗議和請愿也遭到了駐法使館和法國當局的打壓。1921年11月左右，法國警方將此前拘禁起來的中國學生押送到開往馬賽的火車上，從馬賽乘坐郵輪遣回中國。這些勤工儉學的學生身無分文，在回國途中受盡了種種苦難，在途經新加坡、香港等地時，當地愛國華僑華人紛紛給予他們衣服、食品等，并組織募捐，給這些處在歸國途中的勤工儉學學生送去了一絲溫暖。蔡和森、朱克靖等人正是因為參加各種請愿和抗議活動，在這個時間前后被遣送回國。朱克靖、蔡和森等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從踏上法國的土地那一刻，期望能夠在法國學到西方文明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將來用于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局面。此時的歐洲社會風起云涌，馬克思主義在法國得到廣泛傳播，大批赴法的中國學生與法國產業工人朝夕相處，在實踐過程中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從法國回來后，朱克靖為了謀求生計，在北京做了很短一段時間的郵政工人。他一邊做郵差工作，一邊在北京大學繼續學習，并保持與李大釗等進步人士的接觸，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當時，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成立了北京的第一個黨支部——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支部書記由李大釗親自擔任。1922年，朱克靖、王德三、于樹德等人作為第二批黨員加入這個支部。朱克靖由一個貧苦的農家少年到北京大學的早期黨員，他從此走上了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道路。
三
1917年，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為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開辟了勝利前進的道路。毛澤東在1949年寫了一段這樣的論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莫斯科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共產國際總部就設在莫斯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就強調，要培養東方各民族的革命干部。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斯大林也指出：“蘇聯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長期沉睡，用渴望解放的革命情緒去激勵那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喚醒他們起來同帝國主義斗爭，從而使世界帝國主義不再有可靠的后方和取之不盡的后備力量。”蘇聯政府根據列寧、斯大林的關于殖民地革命問題的論述，在1921年4月創辦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方大學），斯大林任名譽校長。東方大學最初是培訓蘇聯東部地區民族干部的學校，隨著中國等東方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東方大學將干部培訓的范圍擴大到培養中國、朝鮮等東方各民族的學生。
朱克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親筆填寫的每周報告表及簽名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無數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都受到了“到莫斯科去！”的有力感染。1921年秋天，東方大學成立了中國班，專門為中國培養革命干部。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選派優秀的革命青年到東方大學接受教育，這一批有三十多人，其中有瞿秋白、劉少奇、肖勁光等人。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需要，1923年，中國共產黨加快了干部培養的節奏，陸續從國內各支部以及旅歐支部選派一批文化水平較高、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進入東方大學學習。在李大釗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區委推薦下，此時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朱克靖等人，加入了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隊伍中。
朱克靖對自己能夠被組織選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感到非常高興。赴莫斯科之前，他準備好行李，并將手中的工作交接好。朱克靖在北京等候和他一起赴莫斯科的袁玉冰、丁健亞等人，還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王荷波、劉清揚等。1923年5月，朱克靖、王荷波等一行七人從北京乘火車經過東三省，到達滿洲里。當時的滿洲里不僅是北洋軍閥政府活動的重要場所，也是日本特務刺探情報的地區之一，所以，他們在滿洲里格外小心，不輕易出門活動。朱克靖等人面臨日本特務的嚴密盤查，想出化裝去西伯利亞伐木的策略，并通過乘坐馬車由滿洲里越過中國國境進入蘇聯。此時，他們的心情是舒暢的，歷經千辛萬苦到達蘇聯，離莫斯科又近了一步，但是，他們的心情又是格外沉重的，在自己的國土上，卻為了躲避日本特務的盤查而想盡各種辦法，對于這些愛國的青年來說，真是莫大的恥辱。經過一路走走停停，朱克靖等人在1923年的冬天終于到達了莫斯科，隨后很快進入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
1927年朱克靖與北伐軍部分政工人員在南昌的合影。前排左二為郭沫若，左三為朱克靖，左四為李富春；后排左二為李一氓，左三為林伯渠
莫斯科東方大學開設的課程主要有《俄國十月革命史》《俄共黨史》《國際工人運動史》等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課程，同時還要兼顧學習俄文。中國班的學生們首先通過語言關，學習和生活都是比較緊張而艱苦的，除了上課，他們還經常在一起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黨內民主生活，重點批判小資產階級思想。蘇聯政府為了照顧來自中國的這些學員們，給予他們的食品是白面包，當時蘇聯百姓吃的還是黑面包。因為莫斯科冬天漫長，異常寒冷，對于中國學生來說是一場考驗，令人感動的是，蘇聯政府在自身面臨很大困難的前提下，竭盡所能幫助東方大學中國班的學生們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正如陳延年所說的“一生從未過過這樣好的生活。”1923年冬天，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派出了第二批學員赴東方大學學習，中國班的學員數量不斷增加。后來為了學習方便管理，中國班的學生分成了16個組，朱克靖擔任其中一個組的組長。朱克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同學、解放后成為工程師的饒竟群在1980年回憶說：“朱克靖是從國內去的，比我們去得早，擔任我們小組的組長。”朱克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和其他中國班同學一樣，最大的難關就是語言關，他刻苦學習俄語，并且經常找人對話，練習發音，在較短時間內，俄語有了較大提高。在以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朱克靖系統的學習了東方大學規定的各門課程，還潛心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一些文章，重點關注國內革命形勢，對其性質、任務、對象、動力及前途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理論水平的提高對朱克靖回國從事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開拓了視野。1925年，國內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為了充實國共合作的領導力量，中共中央決定從旅歐支部和莫斯科東方大學抽調一批干部回國。同年6月，朱克靖、李富春、聶榮臻等十余人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啟程回國，并于7月初到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報到。朱克靖被中央分配到廣東區委，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中去，直到為革命流盡最后一滴血。
朱克靖被捕后照片
四
1947年，朱克靖在做國民黨部隊起義工作時，不幸被捕。朱克靖被捕以后，敵人先后將其關押在海州（今連云港）、徐州、蘇州等地，后為方便軟化朱克靖，敵人又將其轉押到南京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朱克靖在獄中每日看書，閱讀書報，堅持和敵人作斗爭，始終表現出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高貴品格，以及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仰。后來，朱克靖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了，在獄中，他通過各種渠道關注革命發展形勢，并且，從國民黨報紙的宣傳中分析解放戰爭的形勢。當他得知整個江南快要全部解放的時候，便當即填詞一首，寄希望于人民軍隊解放江南，以了卻他對革命的心愿：“伏櫪托驊騮，不為恩仇，江南春意可全收。棋局從容經此日，夙愿方休。”為了迫使朱克靖就范，敵人軟硬兼施，他坦然相對，給自己賦詩一首，“此身早許國，被賣作楚囚。壯士非無淚，不為斷頭流！一顆為民心，萬古終不泯。身心為黨國，一死何足愁！ ”字里行間透露出了一個共產黨人對于革命信仰的堅守和對革命事業的無限熱情。朱克靖一生都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終身矢志不渝，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里，朱克靖堅如磐石的意志與信仰，使得他在無數次革命的重要關頭臨危不懼，挺身而出。正是這種對革命的堅定信仰，他才能在被捕后毅然拒絕各種誘惑，最后選擇了從容就義，正如古人所說的那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