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包野
（1900-1935），又名許鴻藻，廣東澄海人，出生于泰國華僑家庭。1920年起，先后赴法國、德國、奧地利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由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共旅歐支部。1926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國，1932年5月，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巡視員，10月，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書記。1934年7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同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1935年2月，在河南開封被捕，解來南京，不久犧牲。
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在法國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在其短短幾年的光輝歷程中，曾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革命人才，為開創黨的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許包野，這位雨花英烈中知識精英的代表，就是當年中共旅歐支部的成員之一。許包野在歐洲學習、工作達11年之久，由一名愛國青年成長為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回國后，他先后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在那個需要鮮血與生命守護信仰的年代，以徹底的自覺和豪邁，以身殉“道”，譜寫了最為壯麗的共產主義理想之歌。
一
1900年5月31日，許包野出生于暹羅（今泰國）華富里一位僑商家里。父親許錫昌，自小離家赴暹謀生，是一個思想開明、熱愛祖國、熱愛故鄉的華僑。許包野7歲時隨父母回國，先在家鄉念私塾，11歲進縣立鳳山小學，15歲進澄海縣立中學，因勤奮又聰穎，考試常名列前茅。平時愛讀古書，孔子、老子、墨子等先秦諸子的著作，他都啃過；《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他也潛心進行研究。17歲那年，母親逝世，父親按家鄉“娶孝婦”的習俗，給他物色了一位賢良卻沒有文化的農村姑娘叫葉巧珍的為妻。婚后，他給妻子改名叫葉雁萍。
許包野與弟弟許澤藻合影
1919年上半年，許包野中學畢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1919年冬，他抱著“輸世界文明于國內”、“造成新社會、新國民”的思想和成為一名“研究高深學問”的學者志向，參加蔡元培為會長的“華法教育會”組織的赴法官費留學的招生考試，以廣東第三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
1920年4月，他辭別故鄉，前往法國里昂大學攻讀哲學和法律。
二
里昂，位于法國東南部，長期為法國政治中心。里昂中法大學坐落在里昂富爾的維耶爾山丘上，校園由一座昔日的軍事要塞改造而成，環境清幽。初來乍到，老牌資本主義法國的工業、科技水平令許包野贊嘆，但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和激烈的勞資對立更令他震驚。里昂，作為法國主要的工業城市之一，工人罷工的事時有發生。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他心目中曾經所擁有的光環一天天變得暗淡。法國嚴重的經濟危機，很快也打亂了他原來的留學計劃。
這年冬，他寫信給在暹羅的父親，告訴他法國社會動蕩，法郎貶值，生活費用太高，而德國的生活費用較低，科學較發達，打算轉到德國留學，要求寄給2000塊銀元，作為轉學的準備。父親經過設法籌措，滿足了他的要求。
1921年，許包野從法國轉到德國的哥廷根，進入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繼續學哲學，并學習軍事學。
哥廷根位于德國中部，是著名的大學城，城市很小，當時人口只有40000人。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培養了許多知名的學者，當時有40多個中國留學生在此學習。
1923年春，許包野在一次中國留學生聚會中，結識了寬厚和藹，有兄長風范的朱德。當時，朱德已由周恩來介紹在柏林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朱德的關心影響下，許包野結合專業大量研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結合資本主義制度下德國的社會現實，許包野擺脫改良主義的束縛，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救不了中國，逐步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敬仰，認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不久，許包野在朱德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旅歐支部的一名成員。
當時，在哥廷根的中共旅歐支部的黨員，每星期三在朱德的主持下召開一次會議。開會的地點，有時在哥廷根郊區，有時就在哥廷根朱德的住處。大家一起學習研讀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梅林的《唯物史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等著作，還就《向導》《國際通訊》等刊物上登載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進行討論。通過這些學習活動，許包野的政治視野日益開闊，革命的理想信念更加堅定。
1923年10月許包野（后排右二）與朱德（前排右三）等人在德國哥廷根合影
1920年，許包野在法國寫給父母的信
1925年1月3日，在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召開的常年大會上，朱德當選為執行委員，分工負責組織工作。朱德離開哥廷根，回到柏林，專門從事黨務活動，朱德還主持創辦了《明星》刊物，向留學生宣傳新三民主義和國共合作的政策，許包野配合朱德做了許多這方面的工作。
1925年6月，五卅運動的消息傳到德國。中共旅歐支部立即動員全體黨員，全力以赴，組織廣大旅歐華人，反對帝國主義鎮壓中國革命，聲援國內五卅運動。許包野響應號召，積極投入運動。他在朱德的帶領下，同旅德的中共黨員，到一些城市和工業區講演，組織中國留學生和僑民舉行示威集會。“五卅慘案”的發生，也得到了德國人民的強烈同情。德國共產黨組織的支持中國的活動前后延續了一個來月。6月18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樂珊中學的廣場上組織演講會，聲援中國、南非和保加利亞人民的革命斗爭。朱德帶領在柏林的一些中國留學生應邀參加集會。數千名來自許多國家的留學生集結在廣場上，不少人走上講臺發表演說。盡管當時下起了大雨，但是，整個會場的氣氛卻十分熱烈。當集會就要結束時，柏林警察當局突然出動大批警察沖入會場，朱德、許包野等20多人遭到逮捕，被押上敞篷汽車，關進亞歷山大廣場旁的警察監獄，被帶到牢房的第三層，一人一間被單獨監禁。
第二天，德國共產黨機關報《紅旗》就此事刊發了聲明，向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提出強烈抗議。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朱德、許包野等中國留學生三天后被釋放，但同時，他們也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
1925年7月，在中共旅歐支部的安排下，朱德離開柏林，乘船前往蘇聯。許包野來到奧地利的維也納，繼續學哲學。離開時，他已經獲得博士學位。
1926年下半年，許包野抵達向往已久的十月革命的圣地——蘇聯，來到急需東方教師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任教，向中共派往蘇聯學習革命之道的留學生傳授馬列主義理論。他把從德國學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們，影響了一大批青年學子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些留學生大多是共產黨員，許多人后來成了中國革命的骨干。在許包野的學生中，有后來成為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黃勵，宣傳部長的陳原道。許包野學識淵博，精通德、法、奧、俄等多國語言。在蘇聯的5年時間里，他還兼任過莫斯科市的地方法官，不遺余力地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貢獻自己的智慧。他在莫斯科時一直使用俄文名字——保爾。
三
1931年1月，共產國際派許包野回國工作，他從蘇聯的西伯利亞經黑龍江秘密回國。
許包野一踏進國門，就被國民黨特務監視、跟蹤。為了擺脫敵特的盯梢，許包野繞道新加坡，幾經周折，終于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許包野踏進家門時，日夜思念他的家人特別是妻子驚喜萬分。當年那個帶有鄉土氣息、略顯稚嫩的中學生，現在已經成為儀表堂堂、風度翩翩的洋博士了。但許包野只在家里住了10天，當他得悉二弟許澤藻在廈門搞地下工作時（許澤藻當時化名許依華，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因急于同黨中央聯系，便匆匆辭別親人奔赴廈門。為瞞過敵人耳目，他在香港停留了一個多月，才化裝成海員乘船到新加坡，再從新加坡到達廈門。
許包野回國時不能隨身攜帶組織介紹信，只記下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約好的聯絡暗號，所以，他雖在廈門找到了黨組織，卻沒有正式組織關系。直到廈門中心市委把許包野寫的回國詳情報告黨中央之后，黨中央才把許包野的組織關系轉到廈門。在這之前，許包野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服從中心市委的工作安排。他接受中心市委派遣，巡視安溪。他認真聽取安溪縣委匯報，幫助整頓游擊隊，幫助建立農會、赤衛隊和少先隊等組織。在廈門，他化名阿寶、寶霞。
1934年5月31日，許包野寫給黨中央的信
1932年8月，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平不幸被捕犧牲；9月，代理市委書記的許澤藻也遭逮捕，不久犧牲。10月，黨中央任命許包野為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書記，從此，他挑起了領導廈門和閩南十幾個縣開展革命斗爭的重任。
在極為艱險復雜的白區斗爭環境中，許包野領導黨的組織堅持地下革命斗爭，恢復和發展了所屬縣、區的地下黨組織。在許包野的領導下，廈門中心市委及各縣黨組織，領導工人建立失業工人委員會，動員工人和閩南農民赤衛隊員參加游擊隊，領導和發動農民建立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開展土地革命，發起援助東北義勇軍運動，進行抗日救國宣傳，逐步開辟了新的工作局面。他十分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和理論建設，親自領導廈門文化協會，秘密出版《發動機》《戰斗》《群眾報》等雜志和報紙，發揮著傳播知識、鼓舞士氣的作用，還把中共中央文件匯編成《革命叢書》，供黨員、干部學習，提高黨員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
曾任廈門中心市委機要秘書的謝飛回憶，當時，許包野經常用潮汕話和她交談，在學習和革命斗爭中教育和鼓勵她。謝飛還記得有一次，有個同志問：“為什么外國人能造出許多現代化的東西，我們中國為什么造不出來？” 許包野回答：“那是由于那些國家是資本主義制度，鼓勵發展經濟，生產發展了，資本家便可以獲得利潤。資本家為了得到更多利潤，便要生產許多現代化的商品。而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經濟落后。” 半個世紀過后，謝飛還清晰的記得許包野對她講過這樣一段話：“中國人不笨，外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中國工業不發達是因為封建制度時間太長，尤其是受帝國主義侵略之后，中國更窮了，更顯得落后了。革命成功后，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會快起來。”
在許包野的出色領導下，廈門中心市委所屬閩南地區10多個縣、市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黨員發展到近1000人，廈門地區的“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濟會”、“赤色工會”等群眾組織紛紛建立，漳州、泉州、安溪的游擊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1934年7月，因中共江蘇省委連遭國民黨當局破壞，中共中央決定將許包野調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組建新的省委領導班子。當時上海地下斗爭形勢十分嚴峻，許包野到任后， 使用在蘇聯時曾使用過的名字“保爾”開展工作，采取“一個人只知道一個地方”的嚴密組織措施，積極組建黨組織。不久，他就被叛徒盯住，敵人想方設法誘捕這個名為“保爾”的中共重要人物。許包野發現敵情后，機智沉著，勇敢果斷地與敵人周旋，以其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及時配合中共中央處決了叛徒老龔，純潔了革命隊伍，保護了革命同志，使重建的新省委很快恢復了組織活動。對國民黨特務機關來說，“保爾”始終是一個謎團，直至他調離江蘇省委，敵人最終也沒能掌握他的行蹤。
同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遭到敵人破壞，黨中央安排許包野擔任河南省委書記。他到河南工作時，適逢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紅軍也開始西征，白區地下黨的工作遇到更大的困難，斗爭環境更加險惡，許包野不顧個人安危，每天早出晚歸，為恢復發展黨的力量，發展武裝隊伍和建立革命群眾組織而四處奔走。
1935年2月，由于組織內部出現叛徒，許包野在河南鄭州不幸被捕，隨即被押解到南京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在各種刑具的折磨下，許包野始終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嚴守黨的機密，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不久，他在雨花臺被敵人酷刑至死，時年35歲。
許包野為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貢獻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半個世紀卻無人知曉。許包野的親人、戰友一直在尋找他的下落。許包野在廈門期間，妻子葉雁萍曾到廈門找過他，往后就再也沒有許包野的音訊。20世紀80年代，在謝飛等革命老同志的關心下，在廣東澄海、福建廈門、江蘇、河南地方黨史部門的共同努力下，輾轉多地，多次化名的“許包野”終于有了下落。1987年3月，在烈士犧牲52年后，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追認許包野為革命烈士。遺憾的是，許包野烈士的遺孀葉雁萍老人沒能等到這一天的到來，已于1985年12月27日去世了。從此，這位湮沒了50多年的為理想而獻身的留德哲學博士——許包野的革命事跡在雨花臺烈士紀念館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