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出生于江蘇常州，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作者簡介：艾英：本名張乃英，主任記者。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常州市作家協會理事。出版散文集《尋找五瓣丁香》《在季節深處微笑》等。
瞿秋白的一生是偉大而歷經磨難的一生，他在黑暗的社會中吶喊、尋覓、播火、奮斗、獻身，他的思想光輝穿越時空燭照世人，啟迪和凈化人們的心靈。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成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主持人，確定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方針和策略。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年僅36歲。
在政治革命領域，瞿秋白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作出歷史性貢獻。在思想文化領域，瞿秋白同樣作出開拓性、首創性的貢獻。在短暫的一生中創造多個“第一”。
最早向中國人民報道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情況
1920年9月，參加過五四運動的瞿秋白在北京俄專尚未畢業，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身份赴“赤潮澎湃”的蘇俄考察。當時，革命后的蘇俄處境十分困難，被稱為“餓鄉”。他有嚴重的肺病，堂兄純白勸他勿去“絕地”，他堅決地表示：“寧死亦當一行”“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經過瞿秋白一番“據理力爭”，堂兄表示尊重他的選擇。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與《晨報》同時派去蘇俄的李宗武、俞頌華等人從北京出發，歷經輾轉，直到1921年1月25日晚上，抵達神往已久的“赤都”——莫斯科。
由于物資嚴重匱乏，蘇俄在食品供應上采取嚴格的配給方式，只有早餐能吃到一小塊黑面包，午餐和晚餐只有一碟菜和一杯咖啡。瞿秋白看到蘇俄人民投身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怨言和對立情緒，希望自己的祖國有朝一日也能有一次根本性的革命。
瞿秋白在熱情謳歌社會主義蘇俄的同時，并沒有回避蘇俄面臨的困難，以及社會陰暗的一面，他在發回國內的文章中告訴國人：“共產主義是‘理想’，實行共產主義的是‘人’，是‘人間的’。他們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避免的現象。”隨著新的經濟政策的實行，蘇俄在“復活”，在強大。
瞿秋白盡情地領略俄羅斯燦爛的文化。他參觀名畫堆積如山的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術館，結識列夫·托爾斯泰的孫女蘇菲婭·托爾斯泰，會見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并接受詩人饋贈的詩集《人》。
1921年5月，瞿秋白在蘇俄經常州同鄉、中學同學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布），后轉為中國共產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開學時，瞿秋白作為黨組織一員，擔任這所大學中國班的助教，學員有劉少奇、羅亦農、肖勁光、任弼時等四十多人。瞿秋白教授俄文，并任理論課翻譯。他教課非常認真、熱情。有時累得臉色發白，仍舊滔滔不絕。當時中國學生不懂俄文，俄國教師大都不懂中文。瞿秋白像他們中間的一道橋梁，幫助他們完成教和學的任務。
1921年6月，有四個國際性會議在莫斯科召開，分別是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婦女部第二次代表大會、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赤色職工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瞿秋白為自己即將迎來的緊張采訪活動興奮不已，他同時成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機關刊物撰稿人。22日，共產國際三大在莫斯科大劇院拉開序幕。瞿秋白出席會議，并以《莫斯科的赤潮》為題，報道大會盛況。7月6日，在克里姆林宮安德萊廳，瞿秋白見到了革命導師列寧。
緊張的考察、采訪和寫作，繁重的工作，加重了瞿秋白的病情，醫生的診斷是“一葉肺已經爛了，頂多支撐兩三年”，勸瞿秋白“盡早回國為是”。1921年年底，他到莫斯科郊外高山療養院休養。那里是由一所王爵郡主的住宅改建，生活很舒適。瞿秋白堅持“病是要養的，可是書不能不讀，工作更要做，不能不做。”床頭沒有臺燈，晚上他把吊燈拉到床頭，拴在床架上，俯在枕頭上寫。《赤都心史》中，有十幾篇雜感、散文和詩，就是他在病中寫的。他還節譯《資本論》，并不斷向國內發回報道。到1922年4月，病沒痊愈，瞿秋白就離開了療養院。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舉行，中國共產黨派出總書記陳獨秀等人組團參加會議，瞿秋白作為中共代表團唯一一位俄語翻譯（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張太雷使用的是英語）參加會議，擔任陳獨秀、劉仁靜等人的譯員。會議結束后，陳獨秀邀請瞿秋白回國參加工作，一個新興的共產主義政黨需要他的歸來。12月21日，瞿秋白與陳獨秀等人踏上歸途。
瞿秋白最早向中國人民真實報道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情況，他面對天氣酷寒、食物匱乏、肺病復發等種種困難，兩年時間里寫出二十多萬字、五十多篇通訊報道、專訪專論，寫下紀實文學《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赤都心史》《俄國文學史》《俄羅斯革命論》四部著作。《餓鄉紀程》讓中國人了解十月革命的真相，《赤都心史》則記錄一個先進的中國人在赤都的思想演變過程。
最早把《國際歌》譯成中文
“起來，受人污辱咒罵的！起來，天下饑寒的奴隸！滿腔熱血沸騰，拼死一戰決矣。舊社會破壞得徹底，新社會創造得光華。莫道我們一錢不值，從今要普及天下……”這是瞿秋白翻譯的歌詞，與當今流行版本不太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920年10月下旬，瞿秋白去蘇俄時途經哈爾濱。11月7日，經友人介紹，參加哈爾濱工黨聯合會慶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盛會。他第一次聽到雄壯的《國際歌》，熱血沸騰。
《國際歌》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著名的一首歌。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的社員歐仁·鮑狄埃用法語創作歌詞，用《馬賽曲》的曲調演唱。1888年，皮埃爾·狄蓋特為其譜曲。1900年12月，列寧將《國際歌》的第一、第二、第六段和副歌歌詞原文刊登在《火星報》上。1902年，俄國詩人柯茨將其翻譯成俄文，刊登于倫敦出版的俄國移民雜志《生活》第五期上，《國際歌》開始在俄羅斯工人中間流傳。
來到莫斯科之后，瞿秋白隨時隨地聽見這首“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他想把這首歌譯成中文，推介給中國革命者和勞苦大眾。在《餓鄉紀程》中，瞿秋白將L'Internationale歌名譯為“國際歌”。
1921年，瞿秋白與俄文專修館的同窗好友耿濟之、鄭振鐸一起合譯，以詩歌形式將譯文發表在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當時這首歌被命為《第三國際黨頌歌》，這是《國際歌》最早的中譯本。可惜譯得不理想，歌詞晦澀不上口，不易于傳唱。
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回國，住在堂兄瞿純白位于北京大羊宜賓胡同的家中。他決定從俄譯本轉譯《國際歌》。重譯《國際歌》的初衷，就是要讓翻譯過來的歌詞，既準確又易唱，讓它很容易在勞動人民中間流傳開來。中文的節奏和俄文不同，要譯得既準確，又易唱，是件難事。在三種“國際歌”譯文中，沒有一種譯得好，且能唱的。瞿秋白常神情專注地坐在一架舊風琴前，先把五線譜改成簡譜，又仔細地用復寫紙抄整潔，一面彈奏，一面吟唱；譯好一句，就唱一句；有時用俄語唱，有時用法語唱，有時用中文譯詞試唱，反復吟唱、推敲，使歌詞適合樂譜。他不斷斟酌、修改，復寫紙寫一張又一張，歌詞改一遍又一遍，譯“國際”一詞時，瞿秋白躊躇，如果照例翻譯，配上原譜，那么這個詞唱起來拖得很長，且不好唱。怎么能讓它與曲譜配合協調呢？瞿秋白想了許久，最后想到“音譯”，把“國際”直接譯成“英特納雄耐爾”，保留原詞的音節，使中譯文與西歐各國都是同一個聲音。
《國際歌》譯成后，瞿秋白對翻譯家曹靖華說：“‘國際（英特納雄耐爾）’這個詞，在西歐各國文字里幾乎是同音的，現在漢語用了音譯，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時可以和各國的音一致，使中國勞動人民和世界無產者得以達到同聲相應，萬口同聲、情感交融的效果。”
1923年初夏，瞿秋白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季刊。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產國際號》刊登了瞿秋白翻譯的這版《國際歌》的歌詞和曲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會議通過國共合作的決議。會議結束時，代表們來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瞿秋白和張太雷教大家唱《國際歌》，大會在縱情齊唱《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
1923年10月23日，上海大學隆重舉行成立一周年暨“雙十節”紀念大會，很多校外人士也被邀參加紀念活動。學生演出文藝節目，瞿秋白用自己譯的歌詞引吭高歌《國際歌》，唱出磅礴的氣勢、激昂的感情，深深地感動了與會者。
與此同時，在莫斯科的中國詩人蕭三在瞿秋白譯本的基礎上，從俄文版轉譯，陳喬年譯配《國際歌》的三段歌詞，副歌譯為：“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刊于1925年3月出版的《工人讀本》，又經過《工人之路》《國際歌》（傳單）《唱歌》《中國青年》等一步步校訂修改而成，成為通行的《國際歌》中譯本。而采用音譯的“英特納雄納爾”這個唱法，一直沿用至今。
《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是世界上被廣泛傳唱的歌曲之一。歌聲充滿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無論是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共和國成立后的和平建設時期，它的悲壯歌詞和雄渾旋律始終響徹共產黨人的各種莊嚴場合，傳至中國的四面八方。
創辦共產黨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
“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在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熱血日報》發刊詞中，瞿秋白寫下這段富有戰斗性和鼓動性的文字，宣告中華民族不屈的意志。
五卅慘案發生后，中共中央在上海閘北召開緊急會議，瞿秋白前往參會。會上成立上海總工會，并決定成立行動委員會領導工人運動，開展罷工、罷市、罷課等反帝斗爭，抗議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為及時傳達黨指導五卅運動的方針政策，決定出版《熱血日報》，由瞿秋白擔任主編。
瞿秋白和鄭超麟等五個人的編輯小組，在閘北浙江北路華興路56號一間石庫門客堂里，屋內只有一張桌子和幾條長凳，創辦和出版我黨的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1925年6月4日，《熱血日報》創刊號正式出版。
《熱血日報》是一張面向廣大工人群眾的通俗報紙，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密切配合政治斗爭，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以其內容豐富、編排新穎、體裁多樣、語言通俗，深受廣大愛國民眾的歡迎。瞿秋白接連撰寫社論、評論、小言論等二十余篇配合五卅運動的短文，發表三篇“時事新調”，其中之一的《救國十二月花》，文鋒犀利，言詞潑辣。并在這些短文中巧妙地署用“熱”“血”“沸”“騰”“了”五個筆名，其不但敢于斗爭，而且善于斗爭，十分講究斗爭的策略和藝術。除版面上的文章一針見血外，其報邊也都被充分利用，印有“中國人不能受外國人統治”“中國的上海歸中國人管理”“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等標語口號，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具備洞悉并引領輿論走向的能力，牢牢握住輿論武器，運用最振聾發聵的聲音直抵民心。他對夫人楊之華說：“這樣工作比在大學講臺上更有效！報紙宣傳工作和打仗一樣，必須做到知己知彼，每天都要了解敵友我的動態和思想。”
瞿秋白秘密輾轉于中央機關、《熱血日報》編輯部和寶山路順泰里12號的住所之間，還常深入工人住宅區，從中掌握工人們的思想情緒，傾聽他們的意見，調查采訪。有一次，他到閘北的一個工人住宅區，看到一個工人正在看《商報》，就和他聊起來。工人說，這種報紙不為工人說話，盡是向著外國人和資本家，他們文化低又看不太懂，希望有為工人說話又能看懂的自己的報紙。瞿秋白采納工人的意見，編輯修改文稿時，注意文字的通俗化，盡可能使用方言、口語，文章篇幅力求簡短，并發展群眾通訊員，經常刊登工人、學生、店員、海員的來稿來信，以及一些民間歌謠，很受工人讀者和市民群眾的歡迎，也大大鼓舞了他們的士氣和斗志。
《熱血日報》通俗生動、形式多樣。出版至第十期時，日銷量達三萬多份，投稿來信或至報社接洽者，每天都有一百多人。
《熱血日報》用旗幟鮮明、內容充實的新聞報道，揭露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和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為擴大五卅運動的影響、掀起大革命高潮發揮了重要作用。6月27日，《熱血日報》被租界巡捕房查封停辦。雖然《熱血日報》只出版24期，但它出色地發揮了戰斗作用，在中國革命史和新聞出版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創刊號
第一個明確支持毛澤東農民運動的主張
“中國農民都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是個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這是瞿秋白為毛澤東所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話。
1927年初，中共中央農委漢口辦事處負責人毛澤東把調查研究、通曉國情作為改造中國的起點。他歷時32天，走遍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掌握大量農民運動的材料和信息，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中共中央。報告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黨對農運的政策，應注意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的“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的議論。期待通過農民革命改造農村權力框架，實現農村制度變革，改良農村社會風氣，提升農民文化素養，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先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刊連載。3月，在中共中央第一份公開發行的機關刊物《向導》第191期刊發一部分。陳獨秀、彭述之說是“有違與國民黨的合作”，被停發。
3月，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成員瞿秋白奉中央命令抵達武漢，先后主持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工作，漢口輔義里27號（今吉慶街126號）成為中宣部辦公地和他的住所。
這是瞿秋白第三次到武漢。在漢期間，他籌備中共五大，奔波于中共中央各機關與武漢國民政府之間，在工農群眾中做宣傳鼓動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在小樓里寫作。瞿秋白讀到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后，為之叫好。得知這篇報告被禁止在《向導》刊登后，既氣憤，又不解。
“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么命？”瞿秋白吩咐少年時代同窗好友、秘書羊牧之與中共在漢口創辦的長江書店聯系，盡快出版發行。
4月11日深夜，瞿秋白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下熱情洋溢的序言，表達對毛澤東的贊賞和敬佩。當月，長江書店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出版單行本。瞿秋白計劃連續出版宣傳農民革命運動的著作，將書名改為《湖南農民革命（一）》。
旅俄時期的瞿秋白
5月和6月，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英文版，《革命東方》雜志，先后轉載、譯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談到毛澤東這篇報告說：“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革命進一步指明方向，推動農村大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瞿秋白是彭湃、毛澤東從事農民運動最堅定的支持者，深刻認識到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團結農民，與農民階級組成同盟軍，建立工農聯盟，中國革命的勝利才有希望。
起草中共第一個檔案文件管理制度
隨著上海地下斗爭日益殘酷，1930年4月，《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強調：由于環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文件保管處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文件保管處已經集中二十余箱文件、資料，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秘密檔案庫就此建立（共產黨內稱之為“中央文庫”）。
1931年初，周恩來到中央秘書處視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視察中發現，該處內儲藏的文件、資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當即指出：“文件材料應分條理細，進行分類整理”，并對陪同的中央秘書處負責人說：“在文件整理方面，你們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談談，請他給寫一個文件處理辦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一個比較系統的《文件處置辦法》。這份《文件處置辦法》共七條，規定檔案分類整理、編目、留存、銷毀的原則與方法，資料的收集、保管等內容。
位于江西瑞金葉坪的《紅色中華》報社舊址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寫了一條“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二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瞿秋白特別在“將來”兩字旁打了著重圈點，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時對革命前途充滿必勝信心。
起草過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對所有文件“切記注明年月日，愈詳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團體的機關報，需全份保管者，應妥善置于“只有至多兩人知道的地方，同時當然要是不甚費錢的地方”，并“把歷年來的機關報上之論文，編一本分類目錄（并在每篇注明寫作的日期）”。
見到起草件后，周恩來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
這一《文件處置辦法》成為中共第一個檔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庫最先執行。《辦法》的實施使得大量珍貴的黨史檔案資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這份中共最早的關于檔案文件管理的規定，對黨的歷史文獻的管理保存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
這份瞿秋白起草的《文件處置辦法》手稿，現珍藏在中央檔案館內。
創辦蘇區列寧小學和《紅色中華》報
1934年2月，瞿秋白遵照中央的指示，到蘇區工作。他化裝為醫生，沿著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經過近一個月的艱難輾轉，從上海抵達江西瑞金沙坪壩，接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部長。
1934年3月12日至14日，瞿秋白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縣教育部長聯席會議，在聽取各地教育工作的總結后，他作了關于蘇區教育政策的報告，強調教育工作應當與中央蘇區當前的中心工作切實地互相聯系起來。在瞿秋白的領導下，大會通過《江西省第一次教育會議的決議案》。隨后，為了更好地實行義務教育，發展社會教育。瞿秋白與副部長徐特立一起，從蘇區實際出發，起草、制定一套《蘇維埃教育法規》，并使之落到實處，取得可喜的成績。在這些法規的事例中，他們強調改善教學方法，正確安排課程，注重師資建設，力求教給蘇區學生更多切合革命戰爭需要的文化科學知識。
在中央蘇區，瞿秋白努力恢復和創辦列寧小學，規定小學修業年限以五年為標準，分前后兩期，前期為初級小學，后期為高級小學，以8-12歲為學齡；一個區至少要有一所高級小學，一個鄉至少要有一所初級小學；小學的校長和教員，在教育委員會的領導下，負責調查本鄉學齡兒童，動員家長送兒童入學。
瞿秋白也很快把中央教育部下屬的藝術局工作抓起來，主持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和制度，使得蘇維埃的戲劇運動進一步走向大眾，真正為大眾服務，成為人民群眾自己的藝術。
一到中央蘇區，瞿秋白深切感受到群眾文化水平低。因此，他積極部署開展掃盲運動。除了開辦學校，還發動群眾互教互學，進行群眾性的掃盲，使更多的人更快地提高文化水平。經過他和徐特立等人的籌劃，中央蘇區各地因陋就簡創辦識字班和訓練班，提倡夫教妻、子教父，識字的教不識字的、識字多的教識字不多的，形成群眾性的掃盲熱潮。瞿秋白還動手編寫通俗課本，供學生使用。經過瞿秋白艱苦細致的工作，蘇區群眾的文化水平得到較大提高。
在瑞金，瞿秋白擔任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的社長兼總編。該報是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基礎上創辦的。瞿秋白接任后，對該報內容、版式、編輯、組織等進行大膽的改革創新，組建《紅色中華》報社通訊部，形成一個龐大的信息通訊網絡，極大地豐富報紙內容。他經常伏案寫作、審稿、編排，保證《紅色中華》的正常出版，把《紅色中華》辦得有聲有色，利用《紅色中華》堅持斗爭，使之發揮黨報應有的作用。
在瞿秋白的領導下，蘇區的文藝工作蓬勃開展。瞿秋白以紅軍大學為中心，聚集李伯釗、錢壯飛、胡底、趙品三、石聯星等一大批文藝精英，創辦蘇區工農劇社、高爾基戲劇學校，培養蘇維埃戲劇人才。在瞿秋白的組織領導下，工農劇社和高爾基戲劇學校經常組織下鄉巡回演出，舉行盛大會演，深受蘇區廣大軍民的贊賞和喜愛。
紅軍長征后，瞿秋白被留在蘇區，1935年2月26日，在福建長汀縣水口鎮小徑村被國民黨軍隊逮捕。
1935年6月18日，臨刑前，瞿秋白引吭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用歌聲向敵人宣布：“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