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婚姻既是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也是跨國流動的結果。跨國婚姻的發生是世界政治經濟形態、國家關系等宏觀結構與婚姻移民家庭內部關系、個人遷移動機等微觀結構相互作用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跨國婚姻現象日益增多，成為國際遷移的一種重要途徑。在國際移民規模不斷增長、移民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流動的動因也越來越多元化。在經濟、工作、政治等傳統遷移動因之外，更多的在更廣泛意義上以追求生活質量而移居的“生活方式移民”逐漸增多，而且“移居個人的主體性、追求、愿望成為移居的推進力”。因移民的跨國移動而產生的跨國婚姻也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態勢。特別是中國女性通過締結跨國婚姻而實現移民的情況受到關注。近年來，周邊國家女性與中國男性締結婚姻的現象也引起了較多關注。這類跨國婚姻多屬于“向上婚”。然而，筆者注意到，近年來，中外跨國婚姻的動因發生了變化。很多中國女性締結跨國婚姻并不是追求生活方式的改變或者為了追求階層的上升。那么，她們選擇跨國婚姻的動機和過程是什么？既有的國外婚姻理論框架是否適用于新時代中國的跨國婚姻？
本研究選取中日跨國婚姻女性的事例，深入挖掘當代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婚姻的新形態及其影響因素。國外對跨國婚姻的現有研究大多采用定量調查法。但是，如果要分析當事人選擇跨國婚姻的決策過程，就需要對當事人跨國前后的主觀經驗和意義世界進行研究。因此，為了把握中日國際結婚移居女性的主觀經驗，筆者對她們進行了半結構化訪談，調查對象是筆者經熟人介紹的和日本人結婚并在日本居住的30名中國女性，通過滾雪球抽樣方式募集而來。采訪于2018年9月到12月以及2020年4月到7月進行，每次采訪大約持續2個小時，地點主要在咖啡廳或采訪對象指定的地點。研究對象女性處于30~50歲之間，多為大學以上學歷，有12人曾在日本留學；19人是城市戶籍，12人為農村戶籍出身；訪談時，訪談對象中18人持有日本永駐簽證，2人歸化為日本國籍，其余為日本配偶簽證或高級人才簽證。本文首先介紹有關跨國婚姻的主要理論，特別對上升婚和同質婚進行了分析，其次探討女性締結跨國婚姻的不同動因與模式，最后分析女性締結跨國婚姻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示，中日跨國婚姻發生了從“上升婚”到“同質婚”的轉變。
一、跨國婚姻的理論研究
（一）國外跨國婚姻主要理論
跨國婚姻的發生受到世界范圍內國家和地區經濟不平等、政治、性別習慣、人口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如歐愛玲所提倡的性別化的權力地理學，除了地理維度之外，還通過社會定位（social location）、主體性與想象力（agency and imagination）這兩個相互關聯的概念解釋了跨國婚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定位是指婚姻移民女性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各種權力關系錯綜復雜的制約下形成的，這種多重權力帶來的不平等性是導致跨國婚姻發生的結構性因素。
另外，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年齡等人力資本也是導致跨國婚姻產生的主要原因。例如，安帕羅·岡薩雷斯·費雷爾等利用2007年西班牙人口普查的數據，探討了西班牙移民與當地人之間發生跨國婚姻的原因。該調查結果顯示，來自歐盟成員國的男性移民更傾向于選擇移民接收國本國女性作為結婚對象，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移民與接收國本國女性結婚的可能性也更高。相反，女性移民和接收國男性結婚的可能性不能用教育水平來解釋。研究還顯示，移居時的年齡對于移民女性來說并不重要，但移民男性到達移居地時的年齡越大，發生跨國婚姻的可能性就越小。
此外，社會網絡對跨國婚姻產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阿爾貝托·德爾·雷伊·波韋達和丹妮拉·沃諾·德·維萊納基于2007年西班牙公民移民調查，分析了社會網絡對單身移民婚姻的影響。他們發現，到達西班牙時個體網絡的存在對擇偶有很大影響。也就是說，到達西班牙時，如果移民有來自祖國的親戚或朋友，那么同國籍的人結婚的可能性就會提高。與此相反，移民在移民前獲得西班牙公民權的人，更有可能在接收國社會中與當地居民接觸，由此締結跨國婚姻的可能性也更高。
跨國婚姻的主要理論還有羅伯特·金·默頓提出的交換理論。交換理論是指社會階層（職業、學歷）高但種族低的人與社會階層低但種族高的人結婚，即通過婚姻來交換社會階層和種族的理論。默頓認為，從理論依據來看，社會地位交換與婚姻選擇有相當大的關聯，尤其是白人（高階層群體）和黑人（低階層群體）的婚姻。社會經濟地位低的黑人很少與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白人結婚，而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黑人卻經常與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白人結婚，這是一種交換行為。但是在美國，除了黑人和白人組合以外，上述的地位交換婚姻并不一定存在。因為關于這種地位交換，幾乎沒有在美國以外的背景下被研究過。因此，地位交換可能是黑人—白人婚姻的特征，這是由于美國歷史上存在的強烈的種族界限所導致的。
（二）“上升婚”與“同質婚”
除此以外，跨國婚姻的發生原因多傾向于借助“上升婚”（hypergamy）理論進行分析。所謂向上婚，是指女性在考慮結婚對象的屬性時，或者選擇結婚對象時，傾向于與比自己階層更高的男性結婚，或者是選擇與自己父親地位同等或比父親階層更高的男性。因此，階層較低的男性會陷入無法被選為結婚對象的境地。
結婚移居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勞動力跨國轉移的一種形式。因此，跨國婚姻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配偶之間不同文化的矛盾和交涉等私人問題，更多是將其視為全球經濟結構的差距所帶來的國際流動的結果。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來說，發達國家階層較低的男性是能夠給她們帶來更好生活的夢想的對象，是她們愿意選擇的結婚對象。因此，出現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女性與發達國家低階層男性婚配的情況。
在勞動力全球流動與再分配背景下，服務業從業人員大多從越南、緬甸等發展中國家（南）向韓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北）移動，特別是女性勞動力會選擇在發達國家定居、結婚，即“新娘從相對較遠、不太發展的地方移動到經濟相對發達、不太孤立的地方，或者從貧窮、不太發展的地球的南部移動到富裕的北方”的“南北型”跨國婚姻。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發達國家農村以及大城市中下層男性娶妻難的狀況。另外，一些學者也認為，中國的經濟狀況在東南亞各國中處于上層，實際上也有很多越南、緬甸的女性選擇來到中國與中國男性結婚，這樣的婚姻被稱為“南南型”跨國婚姻。總之，不管是“南北型”還是“南南型”跨國婚姻，都屬于“上升婚”的范疇，其動機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經濟生活或跨越到更高的階層而做出的流動選擇。
然而，在現代社會，先賦屬性（例如種族、民族和宗教）對擇偶的影響正在減弱，而自致屬性（例如教育和職業）逐漸成為擇偶的重要標準。地位相同的人結合成的“同質婚”越來越多，其關注的主要屬性包括學歷、職業、收入、出身階層等社會經濟地位。其中，基于學歷的同質婚姻備受關注。在日本社會，與同等學歷的對象結婚的學歷同質婚很多。在過去幾十年里，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女性教育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普及，教育上升婚姻（即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與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結婚）都在減少。大多數的教育上升婚姻從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模式轉變為男女平等或女性占主導地位的婚姻模式。
同樣，具有相似教育水平的個人之存在更大的跨國婚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移民中，基于教育的同質婚姻大量存在。蒂利亞·福爾塔多和尼古拉斯·提奧多羅普洛斯以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探討了教育對跨國婚姻的影響，認為有三種途徑。第一，受過教育的人能夠很好地適應各種習慣和文化，與外部群體的人結婚的可能性也會提高。第二，受過教育的人居住在民族飛地的可能性較低，因此尋找同一民族的配偶可能會付出更多成本。第三，在尋找配偶時，不僅重視民族性，也重視教育的相似性，甚至可能不惜用教育的相似性來代替民族性。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以貿易、留學、旅行為目的的跨國流動日漸增多，不同背景、國別的男女相遇的機會增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跨國婚姻也建立在“同質婚”的基礎之上，藤井勝認為，東南亞各國普遍存在的以文化交流為主要目的的“文化交流型”跨國婚姻，也屬于“同質婚”的范疇。
二、中日跨國婚姻的模式與特征
（一）女性的跨國流動與在日本締結婚姻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被調查者并非為了結婚而從中國遷移到日本，而是在結婚之前由于結婚以外的各種因素進行跨國流動。具體來說，一方面有留學、就業等動機，另一方面也有逃避中國傳統的性別規范、尋找新的生活方式等原因。
1.去日本留學、就業
安安大學三年級到四年級期間，在日本留學了一年。在這一年中，安安覺得喜歡日本的環境，而且整個社會都很讓人有安全感，醫療條件和生活環境也相對好一些。因此留學結束后，她決定直接留在日本就職。當時并沒有想過要和日本人結婚，只是想留下來工作而已。
選擇日本作為留學地，有錯綜復雜的因素。其中大多數的原因是出于對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向往。近年來，以電視劇和動漫為代表的日本文化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成為東亞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受日本文化影響的中國人也很多。本研究的大多數訪談對象都對動漫、日語等日本文化感興趣，這對她們的流動動機產生了強烈影響。小申對筆者說自己從小就對日本文化感興趣，很喜歡動漫和游戲，希望將來能去日本留學并就職，所以大學果斷選了日語專業。其實在學習日語之前小申就已經決定了去日本留學，所以進入大學后，一直比較留意關于去日本留學的信息，從來沒想過畢業后要在中國國內找工作。
除了對于日本的向往和對日本文化的喜愛外，向往外面的世界，想要讓自己的人生擁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是促使調查對象跨國流動到國外留學的重要原因。實現這樣的國際流動，父母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夢從中國的大學畢業后，在醫院工作。因為想繼續學習，所以要去留學，但首先必須辭掉工作。夢的母親雖然起初不同意她辭掉工作，一番爭吵后還是支持了夢的決定。安安在日本留學期間，告訴父母大學畢業后打算在日本就業，父母并沒有反對，讓她去安心挑戰外面未知的世界。近幾年，隨著中國城市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對外交往密切，學生漸漸具有了國際視野和提高就業競爭力的意識。國內的教育、社會福利、資源環境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因此留學熱潮持久不衰。
另外，中國和海外的大學有各種各樣的交換留學計劃，通過交換到海外留學的事例也不勝枚舉。安安大學學的專業是歷史學，學校正好和日本的大學有交換留學的項目。安安描述自己本身是喜歡去各種各樣地方玩的人，所以大學里用交換項目在日本度過了一年。為了拓寬自己的視野和思維，所以選擇了大學學習外語，由于學的是日語，所以也就理所當然去了日本。
另一方面，留學生在日本留學后可以比較容易地通過就職等方式，成為長期居住日本的移民。2004年，留學后在日本就職的留學生比例為22.9%，2019年這一比例上升為32.4%。馬文甜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調查，考察了在日中國留學生的未來規劃，結果顯示，學成后打算留在日本的留學生占了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包括出生地、是否有戀人以及是否為獨生子。另外，對于選擇留在日本的留學生來說，獲得日本永久居住權也是極具吸引力的。竇碩華、佐藤由利子也對在日就業的中國留學生進行了調查，發現日本職場的晉升機會是影響留在日本還是回到中國的一大因素。
在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中，留學結束后直接選擇留在日本就職的有阿媛。阿媛從日本的研究生院畢業后，進入一家日本大型企業工作。上司給她介紹了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日本男性。
認識我丈夫是因為上司的介紹。因為有上司的介紹，所以覺得應該可信度比較高。他畢業于名牌大學，是個有品位的人。我一開始覺得這個人的衣服總是很漂亮，很干凈，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推測他媽媽一定是個很有品位的人，是個富裕的家庭。其實交往后才知道，他父母經營澡堂，家里總是很熱，因為有蒸汽熨斗的原因，所以衣服總是很整齊。并不是有一個高雅的母親，真有意思。我們倆有個共同的興趣愛好就是喝酒，后來也經常一起約著出來喝酒。（對阿媛的訪談）
阿媛本身是日語專業出身，也有過在日本留學的經歷，所以本身對于與日本男性交往這件事情持有開放態度，但也有自己的原則。在經過上司的介紹之后，對其學歷、品位以及家庭狀況都進行了慎重的觀察和了解，確定對方和自己有相似的興趣、學歷、品味和生活方式之后，才決定與之交往結婚。
2.對傳統性別規范的逃避
夢結婚后和丈夫一起去到日本，起初是以家屬滯留的身份留在日本，后來在日語學校學習了很短的時間，進入了日本的大學。大學畢業后，由于漸漸習慣了日本的生活，產生了在日本工作繼續留下來的想法。但是因為當時的丈夫不喜歡日本，一心想回中國，導致兩人產生了分歧，丈夫回國后不久兩個人就離婚了。夢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回到中國過得還是一成不變的日子，結婚生子，繼續早出晚歸，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我實在是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了。”后來夢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為工作的關系，又回到中國分公司工作，做和日本相關的貿易工作。夢的公司是美國公司，在中國分公司工作的時候，和日本分公司的管理人員有過很多接觸，工作上的交流也比較多。漸漸認識了一個管理人員，后來夢就和他相戀結婚了。
桃子也對畢業、結婚、生子的既定軌道式的人生模式懷有強烈的抵觸情緒，決定大學畢業后出國留學。
大學畢業后，周圍的親戚都問我什么時候結婚，問完結婚估計就要問什么時候生孩子。剛畢業的年輕人要買房、買車，不買就活不下去。為什么啊？為什么一定要做那種“標準的事情”呢？我真的覺得最討厭了。如果一直待在國內的話，按照大家認為的那樣結婚，生孩子，生了孩子后，我自己的人生就結束了。不是每天都在重復同樣的事情嗎？就這樣一直持續到50歲。過著生了孩子、孩子又生孩子的生活，就像咱們父母那樣。我可不喜歡那樣。（對桃子的訪談）
許多調查對象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希望逃避中國社會設定的女性傳統的生活方式。比如出生在農村的英子，她所在的地區重男輕女的觀念非常濃，從小到大一直因為自己是女孩子而受到很多歧視，這導致她和家人的關系很差，一心想要逃離家鄉。
其實我和自己家人的關系本來就不太好。因為我是女孩子所以父母不喜歡我。我從小就被輕視。農村嘛，你也知道，重男輕女很厲害。所以，我和他們的關系相當不好。可能從小就是這種情況，覺得自己在哪里都無所謂。結了婚去日本當然也沒關系。那時我就想著一定要離開這里，過上新的生活。（對英子的訪談）
有分析指出，在女性地位較低的地區，不少女性為了擺脫傳統的性別規范而移居海外工作或結婚。莉在結婚之前，曾在日本留學一年，之后回國申請晉升，卻沒有想像中順利。她意識到女性在職場上并不占優勢，不會因為有過留學經驗就能夠和男同事競爭。經歷了事業上的打擊，又因為隨著年紀的增長還遲遲沒有結婚對象，所以一直受到身邊人的指指點點。莉對這樣的生活絕望了。“在中國，你懂的吧，到了30歲還不結婚的話，周圍的人會說你是個怪人，感覺一天天的醫院的同事也都對我敬而遠之，疏遠我。我想與其在中國做不喜歡的工作，不如和丈夫結婚，移居日本。”于是，她邀請當時還在日本的交往對象來中國，以此為契機開始了交往，不久后兩個人就結婚去日本定居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所闡述的海外流動的理由有留學、工作、對新生活方式的探索等，但其中也包括逃離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動機。從出生地區來看，農村出身的女性中，因為面臨家庭和當地社會的性別不平等而選擇去日本的事例也不在少數。另一方面，來自城市的高學歷女性，為了逃避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和職業發展的困難而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成為其跨國結婚的原因。
（二）男性的跨國流動與在中國締結婚姻
以下是日本男性因工作、旅行等原因來到中國并與中國女性相遇進而結婚的事例。小奇在國內大學讀日語專業，在學校的國際交流中心打工時，認識了一位因工作關系留在中國的日本男性。日本男性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小奇恰巧對日本文化也感興趣，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兩國文化，互相學習漢語和日語，隨著時間的流逝，兩人發展為戀愛關系，并在中國結了婚。
和小奇一樣，紅丹、美蝶、英子也是在中國與丈夫相遇并開始交往的。紅丹在上海工作的時候，朋友給她介紹了一個想學漢語的日本人，之后紅丹開始教他學習中文。“不到一個月，我就被‘騙’了，成了他的女朋友”，紅丹笑著說。兩個人在學習過程中逐漸了解，走到了一起。英子當時在上海的一家飯館工作。經常會遇到一個來吃午飯的日本人。后來兩個人經常在一起聊天，有時還一起出去吃飯，就這樣談了半年左右的戀愛。當時正好日本交往對象的駐外期限結束了，必須要決定是回日本還是繼續留在中國，這對英子而言就是結婚還是分手的選擇。后來英子考慮再三，還是決定結婚一同去日本生活。美蝶的情況也與英子相似，雖然都是農村出身，但她們能夠在上海、蘇州這樣的大城市邂逅日本男性，一方面有賴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大城市的開放。和以往的跨國婚姻不同，本研究采訪的案例中有多數是日本男性經歷了跨國遷移來到中國，加之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主動追求中國女性。
另一方面，是因為調查對象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都從農村搬到了經濟更發達的大城市。紅丹來自農村，家鄉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幾乎沒有什么好的就業機會。年輕人只能在高中畢業后去大城市打工或去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留學。也就是說，在跨國結婚之前，她們首先都經歷了從中國農村到城市的流動。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成為大規模的農民工或打工妹。他們大都在以城市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工作，彌補了城市服務業人手的不足。紅丹、美蝶、英子也屬于這樣的打工妹。這些身處大城市的打工妹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與外國男性相識、相知、相戀，為她們重塑自我認同、認識世界打開了大門。她們意識到自己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選擇，有能力讓自己逃離傳統的窘迫處境，尋找新的人生出路，于是她們主動采取策略，做出了與日本男性結婚并移居日本的決定。
（三）男女雙方在第三國的流動與締結婚姻
桃子從小生活在貴州，從小學到大學，沒有去過貴州以外的地方。大學畢業后，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體驗一下和以前不同的生活，于是決定去加拿大留學。在加拿大留學時遇到了同樣是留學生的日本男性，兩人一起上學，一起游玩，后來慢慢開始交往。2年留學結束時，為方便拿加拿大綠卡，兩人向加拿大政府提交了結婚申請。但是過程并不順利，沒有如愿拿到加拿大綠卡。留學結束后，兩人為將來的出路開始煩惱起來，她決定先回中國生活一段時間，讓丈夫學習漢語。就這樣兩人一起在中國生活了2年。后來桃子想到自己從來都沒去過日本，萌生了想去日本看看的念頭，就跟著丈夫來到了日本。采訪的時候，她在日本讀碩士。
我是通過日本私立大學院的英語課程入學的。因為我沒有通過日語能力考試的N1，所以不可能升入普通的研究生院。別說N1了，連N2都沒有。我完全不會說日語。因為他中文說得很流利，所以平時根本不需要我說日語。（對桃子的訪談）
桃子喜歡旅行，她認為人生就是一場旅行，去喜歡的地方，和喜歡的人交往，自己開心就好。所以剛到日本的時候，暫且先申請了碩士課程，邊讀邊看能否適應日本的生活，然后再慢慢考慮將來的計劃。
花遇到丈夫之前，在中國的日企從事翻譯工作。丈夫因為工作關系，從日本到花的公司出差，兩人由此相識。花說，自己喜歡旅行，丈夫也因為工作的關系，經常出差到世界各地。他們兩人雖然有著不同的興趣和生活方式，但是在喜歡旅行這一點上是極其相似的，花認為這點很重要，所以才決定可以和這個人結婚。他們夫妻二人在泰國結婚并居住了3年，之后移居日本。
以上桃子和花的事例并非簡單的跨越國境的單方面遷移，可以看作是反復性、多樣化的移居模式，即循環遷移。在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移居者都是過去有過遷移經歷的人。很多人為了工作，在母國或外國經歷著多次的復雜的流動。而且有過流動經歷的人，將來繼續重復流動的概率會更高。這在遷移理論中經常被強調為遷移的自我永續性。每次流動時，移居者都會加深關于移居、在哪里、如何找到工作和住處等方面的認知。這些知識、一系列社會聯系以及經驗被稱為“移民特殊資本”（migration—specific capital）。擁有的信息越多，在遷移時面臨的風險就越小，成本就越低，成功的機會也就越多，所有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循環型遷移。在本研究中，被調查者大多有在日本或其他國家留學的經歷，在去日本之前，已經會說日語，對日本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積累了與日本的關系。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大多是在學校或職場遇到日本丈夫的，這決定了男女雙方在經歷、職業、教育上具有較高的相似性。對于這種相似程度的觀察和考察也是訪談對象決定是否與日本男性交往甚至結婚的重要條件之一。重視與伴侶價值觀是否一致的安安說，因為自己和丈夫都有留學經歷，想法也很相似，這是將其作為結婚對象考慮的前提之一。
我認為國外留學經歷的影響很大。如果大學畢業的女性和初中畢業的男性結婚的話，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們都是大學畢業，而且都有留學經歷。他在德國留過學。那我們對孩子的教育方針是一致的，我覺得國際性的教育很好。我丈夫并不是傳統的日本人。他也想在國外生活或體驗國外工作。因為我們公司也有去海外工作的機會，所以那還是有可能會實現的。（對安安的訪談）
綜上所述，循環型遷移的女性在擇偶方面，不太重視以往研究中所強調的上升婚姻和經濟利益等價值觀，而是優先考慮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以此為基礎來考慮跨國婚姻的配偶選擇。另一方面，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子女對結婚對象的選擇，子女會偏好與父母特征相似的配偶。本節中提到的那些擁有海外留學這一國際流動經歷的訪談對象，大多是中產階級出身。可以看出，在選擇結婚對象時，傾向于選擇與自己家庭環境相似的人。也就是說，從本研究中所觀察到的女性的跨國婚姻來看，高學歷女性更多傾向于選擇與自己的階層、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相近的“同質婚”，跨國婚姻并沒有導致其階層流動，反而是一種社會階層的再生產。
三、中日跨國婚姻的影響因素
上面分析了中日跨國婚姻女性所經歷的以不同流動為背景的跨國婚姻模式。接下來將考察影響這些跨國婚姻產生的因素。中日跨國婚姻出現的新趨勢，是多種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下面僅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國際移民的女性化趨勢
具有不同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的人越來越多地從不同國家遷移到其他國家，這種現象被稱為移民全球化。國際移民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以工作年齡段移民為主體，二是女性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發布的世界移民報告，2015年，2.44億國際移民中，約72%處于工作年齡段（20—64歲），48%是女性移民，約1.17億。2019年，2.72億國際移民中，約74%處于工作年齡，其中48%是女性移民，約1.3億。2020年，2.81億國際移民中，約78%處于工作年齡段（15—64歲），女性移民數量達到了1.35億。
社會中的物質和服務的生產領域，以及更多由女性承擔的生殖和看護等人類再生產領域也受到全球化的強烈影響，致使全球女性勞動移民的數量不斷增多。在發達國家，隨著女性社會地位逐漸改善，家務勞動、育兒、照顧老人等再生產勞動呈現出人手不足的狀況。為了彌補這一空白，只能選擇依賴發展中國家的女性移民。這是國際移民女性化的背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以亞洲地區為中心，女性的單身國際勞工移民在數量上已經漸漸超過男性，小谷千穗將這種現象稱作“移居勞動者的女性化”。
過去“移民=男性”的看法較多，關于國際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大多是對男性移民流動和就業的分析。但是近年來，以東亞的國際移民女性的流動為對象的調查越來越多，女性移民作為主體的行為者，在移居國的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原本女性多跟隨男性移動，但從這種模式中獨立出來的女性越來越多，包括通過跨國婚姻成為移民的女性。
全球化是全人類的國際移動，無論何種國籍、民族的人，都有可能聯系在一起。這種全球化帶來的人的移動和聯系，也對被認為是私人關系的“男女關系”產生了影響。其結果使未必是同一國籍、同一民族的男女結合成的跨國婚姻成為常態（筆者譯）。
跨國婚姻是亞洲地區移民女性化的一大存在方式。在韓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研究中，女性的跨國婚姻被認為是戰略性的國際轉移。日本學者是川夕指出，移民的女性化帶動了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后外國人口的劇增，在這個過程中，亞洲女性和日本男性的跨國婚姻的增加更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日本跨國婚姻的增長趨勢與特征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后農業急劇衰退，再加上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和農村的地域差距加劇。由于農村是都市型產業的勞動力供給地，因此居住在農村地區的年輕人開始向城市轉移。其結果是，沒有守家義務而且向往都市生活的年輕女性接連離開農村，城市女性又不愿意嫁到農村，因此農村男性面臨著結婚難的問題。1985年日本政府通過行政介入，在日本全境特別是農村地區成立“跨國婚姻介紹所”，為結婚難的農村男性提供與外國特別是東南亞女性結婚的中介服務。跨國婚姻的數量隨之開始增加，到2006年達到頂峰（見圖1）。這期間，以“興行”和“短期停留”等在留資格來日本，在酒吧等地方工作的女性很多。但是，2006年以后跨國婚姻數量逐漸減少，其原因首先是2005年的《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入管難民法）》的修改。隨著對“興行”在留資格的審查變得嚴格，以及對“偽裝結婚”管理的強化，來日本的女性數量大幅減少。
以上的背景造成了日本跨國婚姻的性別化，即與日本男性結婚的外國女性數量遠比與日本女性結婚的外國男性數量多（見表1）。最為典型的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和階層的上升的“上升婚”。近年來，農村以外地區的跨國婚姻女性明顯增加，然而日本官方還沒有詳細數量統計。通過本研究的訪談可以從側面看出，隨著中日兩國經濟差距的縮小，跨國婚姻的形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與以往多見于農村地區的“上升婚”不同，發生在城市的“同質婚”越來越多。
（三）相遇場所的增加
本研究證實，移居日本后建立的社會關系擴大了相遇的機會，從而加大了跨國婚姻的可能性。例如，有很多日本朋友的安安和留學時期參加很多學校活動的南南的案例就印證了這一點。
我有很多日本朋友，可能比中國朋友還多。來到日本后經常和這里的本地朋友交流，一起玩，其實我發現日本人也好，中國人也好，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感覺大家都是一樣的。我丈夫最開始也算是我的日本朋友之一。漸漸地喜歡上了，就交往了。交往之后，我和在中國的父母說我有男朋友了，我要把他帶回家，然后就帶他去了中國。當時并沒有考慮結婚，只是想給父母看看。父母對他的印象也很好，也沒有什么特別不滿的地方，所以很自然地就結婚了。（對安安的訪談）
我和丈夫是同一所學校的。在京都留學的時候，我住在留學生宿舍。他是商學院的學生，商學院和留學生宿舍經常舉行一些交流活動什么的。這樣我們就認識了。一開始我經常是和其他日本人以及留學生一起玩，慢慢地，我和他感覺是互相吸引，所以開始兩個人單獨約出來在外面玩。這樣自然而然就開始交往了。（對南南的訪談）
馬泰斯·卡爾敏將擇偶發生的場所視為婚姻市場，指出學校、教會、職場等場所對擇偶有很大影響。影響移民選擇配偶的一個因素是剛到達移居國時建立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接觸。其機制是原始的網絡和連帶性完成了移民的居住地選擇和最初的職業選擇，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之后社會關系的建立。
安安和南南在日本留學，懂日語，也有較高的學歷和能力，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關系資本的拓展，即她們在日本的社會關系網絡得以建立和發展。這樣的社會關系網絡不僅僅局限于同質性社會資本，即同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朋友，也有異質性社會資本，即移居國當地的朋友。而異質性社會資本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促進移民在移居國的融入與接納，因此與日本人相識、相戀，愿意進入婚姻并留在日本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
（四）個人的文化偏好與偶然性因素
一部分訪談對象是中國大學日語系畢業的，所以對日本文化感興趣，有一定的日語基礎。就讀日語專業本身就表示了對日本人、對日本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好感。美蝶雖是在中國蘇州工作時認識的丈夫，但據她描述自己本來就對日本文化、日本動漫、電視劇很感興趣，再加上會說一點日語，所以和日本對象的交往很順利，內心對于和日本丈夫結婚也有所期待。
同樣，日本男性中也有原本就會說漢語，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人，也有對中國感興趣，想學習漢語的人。由此可見，對語言和文化的興趣加深了雙方的關系，成為促成跨國婚姻的原因之一。通過訪談案例發現，原本對中國人或外國人持開放態度的人，更容易選擇跨國婚姻。在日本留學的林林說，她在日本的便利店打工的時候，丈夫曾主動向她打招呼。后來才知道她的丈夫當時知道她是中國人時，產生了想接觸一下的想法。所以他一下班，就到林林打工的便利店門口等她，后來兩個人開始自由戀愛。
另一方面，大多數訪談對象中的女性在結婚之前，對日本男性抱有“傳統的日本人”或者“很難和外國人交往”等刻板印象。她們在選擇結婚對象之前，要先確認一下對方是不是“傳統的日本人”，有沒有國際化的經歷或思維方式，能否跨越異文化的障礙。而且，她們認為，解決這一切才是跨國婚姻的前提。
當初對日本人其實是持否定態度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日本男性給我的印象是對家庭的責任意識不足，只想著自己玩樂。所以，其實我不太想和日本人結婚的。但是，我老公當初和我交往的時候竟然很認真地和我約定我們是以結婚為前提的戀愛，兩個人都很認真。這一點我也是挺意外的。因為你懂的，中國不是也有嗎？對于結婚并不認真，只是為了玩玩談戀愛的男生。因為我感覺這樣的日本男性更是不在少數。后來試著交往了之后，嗯，覺得這個人不壞。就這樣，然后就繼續交往，結婚了。（對紅丹的訪談）
關于自己的交往對象，云也說道：“一開始完全沒想過要和日本人結婚。因為在文化上，日本和中國也不一樣。只是那個時候，和他在一起，我很開心。他完全不像一般日本人那樣對外國人采取歧視的態度，他也不討厭外國人，反而很喜歡外國人，經常去外國旅行。”可以看到中國女性關于“普通日本人”、“對外國人有歧視的態度”等婚前對于日本男性抱有的印象。訪談對象們以為自己和“外國人”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壁壘，所以不想和外國人結婚。這可以說是在選擇外國人作為結婚對象之前，事先計算跨國婚姻帶來的未知和風險，為了防止風險發生而采取的防御戰略之一。通過和對方的實際接觸交流，感覺和外國人的距離感縮小了，最終才能走上跨國婚姻的道路。
最后，我們還需要關注跨國婚姻擇偶過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以往關注經濟因素等結構性問題的跨國婚姻的基礎上加入個人偶然性選擇的視角。在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復雜性也在增加，經常會發生僅憑社會結構因素無法解釋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在選擇配偶的過程中，個體自主性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例如，美蝶在中國與日本男性相遇交往，到了必須決定是否結婚的時候，覺得“嫁到日本也不錯。自己還年輕，將來還有很多可能性”。從她的想法可以看出，她認為跨國婚姻是一種充滿可能性、極其“流動”的生活。跨國婚姻雖然充滿了未知性，但可以確認的是，這些主動選擇跨國婚姻的女性發揮了自身的主體性作用，將其作為擴大將來可能性的手段之一。
四、結語
本文從跨國婚姻中國女性的視角考察了全球化時代影響中日跨國婚姻發生的諸多因素。全球化時代男女頻繁的跨國流動帶來了與結婚對象相遇場所的增加和多樣化。在對外國語言和文化的興趣，對外國人的態度，加之跨國結婚女性的主體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日跨國婚姻的模式發生了從以往占多數的“上升婚”到教育背景、階層類似的“同質婚”的轉變。
本研究中分析的跨國婚姻與現有研究中所描寫的中日跨國婚姻的模式不同。對于從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的通過跨國婚姻移居日本的女性的描寫，大多是處于低社會階層的亞洲女性為了擺脫生活的困境、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而采用“上升婚”這一策略，選擇與更加發達的國家農村或者中小城市相對低階層的男性結婚。但是，本研究分析的跨國婚姻案例，都是教育水平相近、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相似的跨國婚姻夫婦。也就是說，近年來的跨國婚姻中的女性并非只有這一種生存策略，而是審慎地、有目的性、有條件性地選擇具有與自己教育背景、生活品味、階層等相同或相近的男性作為自己的結婚對象，即“同質婚”策略。
教育對不同民族之間的通婚和打破民族間偏見有很大的影響。許多研究表明，群體中的高學歷成員比其他成員更有可能選擇跨民族結婚。另外，如果移民在接收國接受教育，與該國人結婚的可能性也會提高。本研究的中日跨國婚姻女性的案例也證明了這些見解。跨國婚姻女性的擇偶從“上升婚”到“同質婚”的轉變，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成果顯著的直接反映，既是中國女性對外國文化的興趣和外國男性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使然，也是女性作為自己人生選擇的主體，勇于突破傳統規范、敢于挑戰新的可能、樂于追求有意義的人生的充分證明。無論是何種模式的跨國婚姻，其中都充滿了偶然性和未知性。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際話語權的提高，家庭給予的強大的經濟與情感支撐，都賦予了新時代中國女性強大的人力資本和拓寬社會資本的可能性，在這個過程中她們也完成了更深層次的自主性構建，在循環遷移中獲得了“移民特殊資本”。而擁有的資本越多，用以應對偶然和未知的能力就越大。
（摘自：郭笑蕾：《從“上升婚”到“同質婚”——以中日跨國婚姻中國女性為視角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