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叛逆”的僑商子弟
余長鉞（1918―1937），原名長秋，化名嘯秋、澎秀，1918年10月18日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陽下街道陽下村一個家境殷實的華僑商人家庭，父親余孔封、母親方氏，家中有一兄三姐（大姐早夭）。他從小接受進步思想熏陶，敢于沖破封建思想束縛，早早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余長鉞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年僅14歲的余長鉞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員，負責共青團工作。1934年1月，中共福清縣委成立，余長鉞是縣委六位委員之一；6月，與何文成等縣委領導一起，組織參加了南西亭暴動；此后，歷任福州工委書記、中共閩中特委委員等職。1937年2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同年6月23日，被國民黨殺害于福州雞角弄。
思想“叛逆”的僑商子弟
福清地處東南沿海，早在宋元時期，當地人就積極參與海上貿易；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求生存移民海外的福清人更是不可勝數；僑鄉身份使得當地人眼界開闊，更易于接受新鮮事物。當余長鉞出生時，正值新文化運動深入開展、五四運動接踵而至之際，新思潮正有力地撞擊著古老的中華大地，在滌蕩舊社會污泥濁水的同時，也孕育著新社會的無限生機。而這時的中國，正處于工運、農運、學運蓬勃發展的革命時期。特別是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進軍福清，“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大革命浪潮不僅給童年時的余長鉞留下了深刻印象，還徹底塑造了他革命的一生。
1928年前后，當他在陽下小學讀書時，學校有一位思想進步的夏昌福老師，常對學生講述反帝救亡、反封建、破除迷信等道理，還教唱《打倒列強》之類的革命歌曲，很受學生歡迎。這時的余長鉞常寄宿在學校，因此與夏老師有較多的接觸機會，在其影響下，余長鉞逐漸萌發出初步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從兩件事中，可以看出他的反帝反封建不是說說而已。陽下小學的前身是供奉狐仙鄭三哥的“保來堂”，即便成為學校后，狐仙塑像被移置在東廂房中，香火依然興盛。某一天，余長鉞和陳振芳等幾個同學到東廂房內，把鄭三哥塑像的頭擰下來，扔到了茅坑里。而當時出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憎恨，全國普遍提倡用國貨，禁止買賣日貨。余長鉞他們看到村中小店鋪售賣日貨，就把日貨搜出來，當眾燒掉。這是20世紀初中國青少年民族意識覺醒的鮮活表現，但在保守意識濃厚的鄉下卻是闖下了大禍。這時，恰好村里一個婦女精神分裂，胡言亂語，說狐仙要“顯靈”報復。于是，愚昧落后的民眾就把責任怪罪到學校師生身上，說老師鼓吹異端，教壞了學生，煽動鄉民到學校去鬧。結果，夏老師被學校解雇，余長鉞也被開除，后來便轉學到城內柴坊頂玉屏小學就讀。
1930年夏，在縣城讀書的余長鉞聽到我黨號召全縣學生、知識分子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傳，知道福清有革命組織，很是向往。1931年夏，余長鉞小學畢業，趁遠足福廬山的機會，他和幾個同學找到從事地下工作的我黨黨員張端哲，向其借閱進步書刊。后經張端哲介紹，又認識了何希鑾、謝廷清等人。不久，余長鉞加入了共青團。同年，他進入縣城教會辦的明義初級中學讀書，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常常翻墻外出活動，并多次用大蠟筆或柏油在墻上書寫“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標語。余長鉞雖然經常參加革命活動，但學習成績卻很好，因此，包括校長在內的大多數老師都很喜歡他。有老師說：“這個學生不但文章寫得好，思想也與常人大不相同”，敢于同封建禮教作斗爭。特別是余長鉞雖然家境富有，但生活儉樸，穿戴如同農家子弟一樣，毫無紈绔習氣。他十分同情窮苦人，不僅常把家里給他的錢送給路上的乞丐，還常以金錢資助經濟困難的同學。有一次，父親叫他去佃戶家收租，回來時他遇到鄰居大嬸，得知她無錢過年，就把所收租金都送給了她。一個富家子弟，能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已屬不易，還能具有反封建進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顯然是時代大潮的熏陶所致。而這些行為，毫無疑問地顯示出這個僑商子弟對于自己家庭和階層的離經叛道。
20世紀30年代初，由于組織基礎薄弱和敵人的摧殘，福清縣黨團組織一直未能正式建立。1932年5月，中共福州市委派何文成回福清建立黨組織。鑒于余長鉞的突出表現，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他才14歲。
在黨的領導下快速成長
對大多數人而言，14歲還是懵懂無知的年紀，但余長鉞——這個思想遠比同齡人深刻的僑商子弟，已經在黨的領導下快速成長，完成了由進步青年向優秀黨員的轉變。
1932年暑假，中共地下黨員何希鑾等人在福清城關官塘墘、玉融小學和深巷劉祠的道南小學等處，醞釀成立一個“讀書會”，最終取名為“同攻讀書會”，意為共同攻讀馬列著作，共同向著一切反動派和社會黑暗勢力作斗爭。讀書會吸引了很多知識青年，會員有300多人，剛剛入黨的余長鉞十分活躍，是該會的骨干。讀書會通過會員贈書和購買書籍相結合的方式，選藏了2000多本進步書刊，如中文《馬列主義啟蒙讀本》、政治經濟學、哲學及魯迅、茅盾等人所著小說、雜文，這是福清最早為青年學生介紹馬列主義和進步書刊的公開社團。該會不僅出版會刊，還搞文藝演出，表現十分活躍。余長鉞曾參加該會公演的話劇《阿Q正傳》，還在會刊發表過《尼姑庵》和《血與淚》兩篇文章。這些文章以日常所見為切入點，觀點鮮明、言辭犀利，有力地鞭撻了資本主義的所謂“文明”。這年秋天，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人來福清組織“反帝大同盟”，余長鉞不僅加入了該組織，還擔任了同盟的福清負責人。
1933年5月3日，明義中學學生為紀念濟南慘案，要求校方放假一天。校方不僅不同意，還開除了3名據理力爭的學生。憤怒的余長鉞，遂與同學施修賢等人發動全校學生罷課，以示抗議。該校卻悍然宣布停辦，并迫使余長鉞等20多個寄宿生離校。余長鉞等人離校后選擇繼續抗爭，后來該校雖于同月15日復課，但余長鉞被降為旁聽生，施修賢則被開除學籍。余長鉞組織或參加的革命活動抨擊了舊社會反動勢力，受到人民大眾的贊賞，但也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1933年9月，余長鉞去福州，警察檢查其手提包時發現一本革命讀物，且扉頁題有其署名的革命詩歌，遂把他拘留起來。后來，警察查明他是福清明義中學的學生，就通報福清，由福清縣長親帶軍警到學校正式拘捕余長鉞，并解送福州。因其堂兄在南京法院擔任推事，積極出面營救，余長鉞才得以以年齡不足免予刑罰，但被囚禁在“反省院”里“讀書”，同攻讀書會也因涉嫌“通共”被強制解散。
不久，駐福建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在蔡廷鍇等人帶領下，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勢力，公開樹起反蔣抗日旗幟，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與紅軍訂立抗日反蔣協定，特赦政治犯，這就是福建事變。余長鉞因此獲釋出獄，并積極參與新政權建設，出任福清特派員。他和同志一起，一方面在福清縣城組織大規模群眾示威游行，擴大反蔣抗日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面又在群眾基礎較好的龍田、高山一帶組織農民，向土豪劣紳展開斗爭。同時，他們還創辦夜校，不斷地向群眾傳播革命思想，控訴封建勢力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但在蔣介石全力進攻下，福建事變歸于失敗。1934年1月，撤退的十九路軍路過福清時，蔡廷鍇將軍在明倫堂召開民眾大會，余長鉞也上臺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演講后，蔡將軍拍著他的肩膀說：“好樣的！”這時的余長鉞才剛剛過了15周歲的生日。
在閩中地區的艱苦斗爭
盡管在常人眼中，可能還是不諳世事的孩子，但此時的余長鉞實際上已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了。1934年初，中共福清縣委成立，余長鉞任縣委委員，負責共青團工作。這一年，福建沿海遭遇了罕見的大旱，無數貧苦農民都在生死線上掙扎，地主豪紳卻變本加厲地催債收租。面對這種境況，縣委及時召開會議，余長鉞在會上傳達了省委關于革命形勢和開展春荒斗爭的指示，并研究確定今后的行動方向。會議認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宜在敵人控制較嚴的城鎮開展活動，而應深入到偏僻鄉村去宣傳、組織、發動群眾，壯大自己力量。根據會議安排，余長鉞回到北西亭，與同志一起分頭發動群眾，準備舉行暴動，但因豪紳向國民黨福清當局告密，遂改變計劃前往南西亭，協助何文成發起暴動。
6月下旬的一天，南西亭聚集了各鄉趕來的100多名起義隊員，他們被編為一個連三個排，稱“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福建游擊隊閩南第一支隊”。總指揮何文成，余長鉞直接參加了暴動隊伍。這次行動的口號是：“打倒地主豪紳”“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深受貧苦農民的擁護。暴動隊伍在各鄉收繳地主豪紳的槍支彈藥，焚燒田契債據，沒收黃金、白銀等物品，并把沒收的糧食和部分布匹、衣服等分給貧苦群眾。起義使國民黨福清縣當局大為震驚，他們糾集軍警前去彈壓。由于敵強我弱，起義隊伍不得不化整為零，轉入地下。
起義失敗后，國民黨政府四處追捕起義人員，余長鉞隱蔽在福清北門外的舅舅家。這時，他患有重病，經常咯血，身上長滿疥疹，身體虛弱，遇有情況需要轉移時，都由姐夫家的兩個婢女協助。家人十分擔心他，他的二姐就說：“家里生活也不錯，你何必干讓全家擔驚受怕的事。”余長鉞立即反駁：“我們不能只看自己一個家，應當做到全世界都不再有乞丐才是！”但這樣的家國情懷并不能讓家人滿意。族里一些人認為其父“縱子為非”，要其登報解除與余長鉞的父子關系。父親既不愿意這樣做，也怕留在家里受株連，這時敵人又搜捕日緊，于是，他們便轉移到長樂縣的一個婢女家。余長鉞在這里住了近半年，身體稍好些又開始革命活動。
1935年1月，他秘密返回福清參加黨的會議。父親怕他出事，一直勸他出國學做生意。而他為了籌集革命經費，便于正月間和父親一起乘船前往印尼。在印尼的幾個月間，他不但不肯幫哥哥做生意，還常把店中商品賤賣或白送給衣衫襤褸的顧客，使父兄頭疼不已。后來，他對父親說要回國讀書，父親便拿出一筆相當于600元大洋的款項，讓他直接回上海，就讀于中國醫學院。同時，又命其二姐余長彬立即轉學到該校，以督促弟弟學習。
余長鉞入學后，頻繁外出參加革命活動，冒著危險開展抗日宣傳，上街寫標語、搞聯絡。這時，他認識了為反抗包辦婚姻逃來上海的女青年李若蘭。她隨身攜有27件金首飾，那是家里為她準備的嫁妝。他們一起組織“上海學生救亡劇團”，上街開展抗日宣傳演出，舉行紀念日群眾集會、示威游行和請愿活動。但經費很快就花光了。李若蘭一次次地賣掉自己的首飾，余長鉞也不斷地找借口向家里要錢。但他的“不務正業”，都被姐姐告訴了家里。家里來信說，“這是最后一次寄錢給你了！”經費的短缺，使作為領導的余長鉞大傷腦筋。為籌集經費，他和李若蘭拍了一張合影寄給家里，以假結婚的名義“騙”到了一筆革命經費。
1936年，在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陳國棟直接領導下，上海成立了“中華人民抗日救國義勇軍”，余長鉞是這個組織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之一。6月初，因國民黨廣東實力派發動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余長鉞作為骨干，隨共青團江蘇臨時省委宣傳部長孫大光率領的“中華人民抗日救國義勇軍”奔赴廣西，參加兩廣抗日運動。但兩廣事變旋起旋滅，這些抗日無望的熱血青年只好轉道香港。這時，余長鉞與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南臨委”）接上關系，這是自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壞后，閩中特委重新與上級建立了聯系。11月，余長鉞受“南臨委”委派，與前來向“南臨委”匯報閩中斗爭情況的黃孝敏一起返回福清，擔任中共閩中特委委員，參與閩中地區游擊戰爭的領導工作。這支由閩中特委領導的紅軍游擊隊，同國民黨軍隊進行了反復軍事較量，接連挫敗敵人的“清剿”，使閩中地區成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15塊游擊區之一。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這支游擊隊于1938年初編入新四軍北上抗日。
因地下工作需要，余長鉞與李若蘭假扮夫妻留下的合影
1937年2月9日，多年不回家過春節的余長鉞突然回到家里，令家人喜出望外。但他在家只待了3天，又離家外出。2月16日晚，由于叛徒薛寶泉出賣，他與閩中特委書記王于潔，委員黃孝敏、陳如舫（潘濤）在特委會議后被逮捕。隨后，薛寶泉又在福清捕走福清縣委書記陳炳奎。在獄中，叛徒前來勸降，他與王于潔等人不待開口就將其痛打出去。家屬托人設法營救，來人勸余長鉞自新。余長鉞嚴詞拒絕：“我不像你那樣貪生怕死，只想做官！”他們在獄中常高唱《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等，令反動軍警無可奈何。敵人見威逼不行，又設宴款待，企圖以高官厚祿為誘餌，誘騙他們“自白悔過”，但他們卻把酒桌掀翻，使敵人無計可施。
1937年6月23日清晨，余長鉞、王于潔、陳炳奎、黃孝敏、陳如舫5人被押解出獄。他們知道敵人要下毒手了，便從容地把各自衣物分送給難友，然后挺胸高唱著《國際歌》走出牢門。在審判庭上，當敵人宣讀判決書和死刑命令時，余長鉞大喊“狗司令”，又把案桌踢翻。敵人當即擲下押條，命令上綁。余長鉞等隨即被押赴福州西門外雞角弄刑場。一路上，他們不斷高呼革命口號，氣勢如虹，直沖霄漢。五烈士中，余長鉞年紀最輕，犧牲時還不滿19歲。從1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到就義時還未滿19歲；從衣食無憂的富家子弟，到為窮人謀幸福的革命先烈；余長鉞——這位年輕的革命戰士，把自己青春和生命都奉獻給了為民族求解放、為人民求幸福的偉大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