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周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荒漠上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向世界宣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無數個日夜里，無數的科技、工程、后勤保障人員與荒漠為伴，終于完成了堪稱奇跡的任務。那一天恰好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錢三強的生日。從書香門第到滿門博士，錢家幾代人的血脈里都流淌著對真理的追求。從遠赴巴黎求學到毅然回國，這位銘記祖國的科學家一生都在綻放。
箴言
北京海淀中關村，一個特殊的“村落”。它坐擁中國幾乎最多、最重要的高新企業、科研院所，以及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多所高等院校。但要問這里最有價值的地方，答案卻是3棟編號為13、14、15的“特樓”。
有人把中關村的這3棟斑駁的矮樓稱作“中國科學的神廟”。據不完全統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3位獲得者中，有8位都曾住在這里。錢三強就是第一批住戶之一。當時，錢家住在14號樓的203。他的家給人最直觀的印象，就是書多。直到今天，錢家的書房仍保持原樣。客廳正中夫婦二人的照片下掛著四個大字：從牛到愛。
1937年，錢三強和父母合照
錢三強之子，如今是北京大學教授的錢思進說，這四個字是爺爺錢玄同寫給錢三強的。彼時，錢三強做出了人生的一個重大選擇。
1913年10月16日，紹興一戶書香門第喜迎新生兒。身為文字學家的父親錢玄同給兒子起名“秉穹”，意為“秉性純良，志存天穹”。次年，隨著錢玄同在北京的高校任教，一家遷入北京，住在琉璃廠香爐營頭條。
1919年，父親把6歲的秉穹送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小發蒙，第二年轉學到孔德學校。學校由蔡元培創辦，提倡德智體美勞平衡發展。這與國學大師、新文化運動主力干將錢玄同的育兒之道很貼切。
兒時的錢秉穹閱讀甚廣，從期刊到古典小說、新小說，乃至外國小說都有涉獵。典籍里的閃耀靈魂和父親開闊的胸懷，自小融入他的血液中。
小秉穹的乒乓球打得好，曾在市級比賽中獲男子單打第四名。同學給小伙伴里排行老三的錢秉穹起了個“三強”的外號。后來錢玄同偶然看到了孩子們的書信，遂征詢起來：“你愿意改名為‘三強’嗎？”
原來，錢玄同認為，這個“外號”通俗易懂，正符合新文化運動宗旨，即中國文字要朝著大眾化、平民化方向改革。再深一層，孩子在德、智、體三方面爭取進步，也是父母所期望的。秉穹馬上響應。
1926年起，錢秉穹就成了“錢三強”。
快樂而充實的少年馬上過去。1929年，錢三強即將中學畢業，面臨升學方向的選擇。就在這時，又一位偉人的思想來到了他面前。
一次偶然的機會，錢三強讀到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籍。書中描繪的未來中國深深地吸引了錢三強：以蘭州為中心建成幾大鐵路干線，北方、東方和南方設立大港……
行走于黑暗涵洞的人對前方的光明會格外激動。于是，錢三強找到父親，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好了，我以后要學工科，將來做一名機電工程師！”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開明的父親的支持。
錢三強心中的目標是上海交大。但當時交大是英文授課，而他在孔德學校學習的是法文。為了實現目標，他打算先讀北京大學理科預科。第四班收的是德文、法文考進來的和英文程度較差的。錢三強開啟了惡補英文模式，運動場不去了，歌也唱少了，課堂上努力做筆記，下課后在圖書室或家里學習。學期考試得了65分。父親高興地對母親說，他是屬牛的，倒真是有股子牛勁。
在北大期間，錢三強讀了不少科學著作。英國科學家羅素的《原子新論》對原子構造的敘述吸引了他。他還經常旁聽清華物理系教授吳有訓和薩本棟的課。當他意識到，自己的興趣已經轉移到了物理學上時，他已經在北大讀完預科和三年的本科。
錢三強的選擇極其果斷，沒有一絲猶豫：重新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讀一年級。后來接受采訪時，他說：“原子核科學是一個非常神秘誘人的學科。20世紀30年代，是該學科發展最激動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這時同原子核科學結了緣。”
彼時，錢玄同再次顯示出大家風范，為錢三強書寫了一幅字——“從牛到愛”，其寓意有二：一是勉勵錢三強發揚屬牛的那股牛勁；二是在科學上要不斷進取，向牛頓、愛因斯坦學習。自此，“從牛到愛”這四字箴言成為了錢三強的座右銘，也成為他終生行事的準則：“鉚足牛勁”刻苦鉆研，“勇執牛耳”舍我其誰，甘當為原子能事業奠基的“拓荒牛”。
這份手書在此后的歲月里一直伴隨著錢三強。他曾經把它帶到了巴黎和里昂，后又帶回國。在他逝世后，子女們還將這四個字刻在其墓碑上。
這幅字的原件，一直懸掛在錢三強與夫人何澤慧的故居里。九十多年前的紙張早已泛黃變脆，父親對兒子的諄諄教誨卻跨越時光之海，來到今人面前。
1936年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錢三強進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次年，在研究所嚴濟慈教授的鼓勵下，錢三強獲得公費留法名額。這一次他的目標是去世界上最先進的原子核科學研究機構之一——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學習。指導他從事研究工作的導師是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伊萊娜·居里。她是居里夫婦的女兒，與丈夫弗萊德里克·約里奧一同被稱為“小居里夫婦”。
赴法行期在即，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本就患有嚴重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的錢玄同受此刺激，病重不起。病榻中的錢玄同察覺出兒子內心的不忍，強忍著痛苦勸導：“這次出國，是極難得的機會。你學的東西，將來對國家是有用的。報效祖國，造福社會，路程遠得很哩！男兒之志，不能只顧近憂啊！”
7月17日，錢三強開啟遠赴巴黎的行程。
初到法國，錢三強一邊在居里實驗室學習核化學知識和技術，一邊到法蘭西學院學習制作和改進云霧室。錢三強勤學嚴謹的態度和過硬的本領，讓“小居里夫婦”十分欣賞。他很快獲得了博士學位，畢業后繼續留在居里實驗室從事原子核科學研究。
1946年春天，錢三強與清華大學同班同學何澤慧在巴黎結婚。婚后不久，錢三強迎來事業的高峰期。
歷經幾個月的艱苦努力，錢三強與何澤慧在難以計數的裂變徑跡中，發現了鈾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此前國際上一直認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為兩個碎片。
這個發現一經公布，便在國際科學界引起巨大反響，被稱為二戰后物理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項成就。西方媒體將錢三強、何澤慧稱作“中國的居里夫婦”，法國科學院將用以獎勵科學領域杰出工作的亨利·德帕維爾物理學獎學金授予了錢、何二人。
年紀輕輕就取得矚目成就的錢三強夫婦，卻在這時再次做出了令人詫異的選擇。
歸來
1947年，34歲的錢三強成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最年輕的研究導師之一，也是第一個獲得該職位的中國人。當大家以為錢三強將長期留在居里實驗室工作時，錢三強卻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回國。
面對眾人的不解，錢三強回答：“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祖國再窮，是自己的；而且正因為她貧窮落后，更需要我們去努力改變她的面貌。”
1948年初夏，錢三強向“小居里夫婦”鄭重提出回國的要求。弗萊德里克·約里奧起初感到很惋惜，但是在聽了錢三強的陳述后，立刻表示理解和贊成。他對錢三強說：“我要是你們的話，也會這樣做。”他將當時很保密的重要數據告訴錢三強，并將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給錢三強帶回中國。伊萊娜·居里在跟他們惜別時說：“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
就這樣，錢三強帶著這些熾熱的情誼和殷切的期望，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回到了闊別11年的祖國。
1950年，在錢三強的主持下，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但由于經濟困難，加上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組建之初，研究所就面臨買不到儀器的困境。身為所長的錢三強只好發動大家到舊貨市場找零件自己制造儀器。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橋的垃圾堆里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誤以為是小偷。錢三強組織所內人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并形象地將之比作“吃面包從種小麥開始”。
也是在這一年，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毛澤東主席意識到，為保衛國家安全，以戈止武、以核制核，是當時擺在中國面前唯一且最有效的自衛途徑。
錢三強在清華大學
1953年，錢三強向黨中央建議發展原子能事業，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但是否具有鈾礦資源，是一個國家能不能自力更生發展原子能事業的重要前提。第二年，在地質學家李四光的主持下，中國地質勘探隊首次發現鈾礦資源，并采集出第一塊鈾礦石。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并決定建設原子能工業。這天下午，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近物所）所長錢三強和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地質部副部長劉杰來到中南海一處古色古香的庭院——豐澤園。
這天舉行的是一場注定會被載入史冊的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彭德懷、彭真、鄧小平等領導同志出席。
在這次會議上，李四光帶了一塊黃色的鈾礦標本，分析了中國有利于鈾成礦的地質條件，并對中國的鈾礦資源前景作了預測。時任地質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的劉杰作了補充。錢三強講了世界幾個主要發達國家原子能發展的概況和我國近幾年開展原子能科學研究，聚集、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情況。他們用蓋革計數器接近鈾礦石，放射性物質使儀器發出響聲——證明我國地下埋藏有鈾礦。
錢三強建議，中國當務之急是建造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這“一堆一器”是原子能事業起步的關鍵設備。由于科技和工業基礎落后，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還沒有能力自行建造，而蘇聯已有成熟技術。早在1953年，由錢三強任團長的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蘇期間，就曾想盡辦法尋求合作的可能。
這一次，啟動原子彈研制的時機終于到了。
這次會議正式拉開了中國研制原子彈的序幕。后來，在由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和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領導班子組成的原子彈工程決策系統中，錢三強作為原子能科學界的代表，始終擔任科技顧問的角色，為研制原子彈制定技術規劃與戰略，為中央決策提供重要參考。
1955年，錢三強作為團長，率領由40余名科技人員組成的考察隊去莫斯科的熱工研究所實習。這些人回國后，成為原子能研究院的技術骨干。經過幾年的發展，錢三強培養了我國第一代核科學技術人才，為我國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5年4月，錢三強作為中國代表與蘇方談判，簽訂了蘇方援助中國發展原子能的協議，協議規定，蘇聯向我國援建一座重水型實驗性反應堆和一臺回旋加速器，簡稱“一堆一器”。
中蘇協議簽訂后，國家建設委員會成立建筑技術局，負責籌建“一堆一器”，錢三強被任命為第一副局長。他上任后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為“一堆一器”選址，最終選定了北京房山坨里，也就是今天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所在地。短短幾年，中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綜合性的原子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在這里拔地而起。
1958年，“一堆一器”順利落成，標志著中國跨入了原子能時代。
1948年，錢三強、何澤慧夫婦及女兒在回國的輪船上
但就在此時，中國科學家們面臨的真正考驗也即將來臨。
功勛
1964年10月16日，伴隨著一聲巨響，羅布泊荒漠上空綻放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一創舉不僅打破了西方國家的核壟斷，也標志著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5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那一天，恰好是錢三強51歲的生日，這聲東方巨響，成為他一生中最難忘的生日禮物。
數不清的日日夜夜里，中國科學家為這聲巨響奉獻了青春、甚至生命。
就在中國的原子能事業步入正軌時，1959年6月，蘇聯決定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協議約定的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1960年8月，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并帶走了所有圖紙和技術資料。
剛剛起步的中國原子能事業，因此陷入嚴重困局。一批半截子項目上無法上、下不能下，工程技術設計、專用設備研制、新型原材料供應以及生產等都遭遇重創。
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我國決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
蘇聯專家撤走后，當務之急是重新排兵布陣，這是原子彈研制成敗的關鍵。此時的錢三強身兼數職，他是當時國家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副部長，又是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同時還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不僅承擔了繁重的科研攻關任務，還肩負起向核武器研制的關鍵崗位輸送人才的使命。在他的推薦下，著名核物理學家鄧稼先奔赴荒漠，負責原子彈理論設計，從此隱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推薦自己的“左膀右臂”王淦昌、彭桓武擔任核武器研究所學術帶頭人，他們的誓言“我愿以身許國！”至今仍激勵著無數科研人員；他邀請核物理學家王承書三次轉行，從零開始，王承書三次堅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年僅35歲的朱光亞被他推薦到核武器研究所，并成長為我國國防科學技術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之一。吳征鎧、程開甲、王方定等人，在錢三強的指派下，分別承擔了關鍵技術攻關和組織工作，為我國原子彈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還有許多重量級科學家——郭永懷、于敏、周光召、黃祖洽、陳能寬、呂敏、陸祖蔭、忻賢杰、胡仁宇、林傳騮……他們那段人生轉折性的經歷，幾乎都與錢三強有關。在被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有15人由錢三強動員回國。
“知人善用”，正是錢三強擔任科學研究領導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1964年10月16日，當全世界還在對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感到震驚時，兩年零八個月后，中國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這背后的玄機，操盤的正是錢三強——
在研究原子彈的同時，1961年初，錢三強找到黃祖洽，讓他負責氫彈“先行一步”的工作，后又把何祚庥點將到輕核理論組，并找到當時還是原子能所研究員的于敏，讓他一起負責氫彈的研制任務。和輕核理論組同時成立的還有輕核反應實驗組，配合和支持氫彈理論預研工作。此后，錢三強通過多次談話，為輕核理論組、輕核反應實驗組指明了研究方向、目標任務、重要課題、工作步驟和方法等。
在完成原子彈和氫彈的科研使命后，錢三強繼續為中國核事業發展出謀劃策。他組織學術交流，參與策劃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蘭州重離子加速器、同步輻射加速器等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他多次在重大科學戰略問題上為國家建言獻策，大力倡導我國核電站建設和發展，并前瞻性地指出，從前核工業是以民支軍，未來的發展方向一定是從軍工走向民用，讓核技術更多地為人民服務。
錢三強常自比“卵石”“沙粒”，并堅決拒絕接受“原子彈之父”的美譽。他說：“中國原子彈研制絕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1992年6月28日，錢三強與世長辭，享年79歲。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隆重表彰為“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錢三強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基石
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啟真湖畔，錢三強的雕像神態和藹，手捧書籍。周圍原子狀的雕塑提醒過往師生這位老校長的治學成就。
今年6月11日晚，浙江大學“創新創業實踐啟蒙”課程第八講在紫金港校區的教學樓里舉行。來自不同行業領域的青年科學家們與浙江大學彩虹人生思政宣講團的宣講員一起，探討科學家精神，傳承新時代下的創新創業之夢。
時光漫漫走遠，學者的愿望也在逐漸圓滿。為物理學乃至整個科學界奠定發展基石，是這位老科學家晚年的重要目標。
在原子能科學上，錢三強領導的原子能所有“滿門忠烈”之譽。數百名科技精英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包括實驗物理學家趙忠堯、楊澄中、戴傳曾等；理論物理學家鄧稼先、朱洪元、王承書等；放射理論化學家楊承宗、肖倫等；計算機和真空器件專家夏培肅、范新弼等。
從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國輸送科技人員914人。在被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有15人由錢三強動員回國，其中7人由他直接推薦到核武器研制一線。
1978年，錢三強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和副院長，著手恢復學部的工作。他主持起草了籌組學部有關文件，并擬訂了《學部暫行組織條例》。他積極推動了中國科學院的改革和發展，提出了 “以人為本” 的方針，并倡導建立“以項目為中心”的管理體制。
1955年，錢三強、何澤慧全家合影
他還兼任浙江大學校長，致力于提高學校的教育工作。1979年4月，錢三強第一次與浙大師生見面時，就向浙大師生員工提出，要繼承和發揚“求是”精神，培養和鼓勵“創新”精神。錢三強尊重知識、愛惜人才，為浙大的人才隊伍建設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錢三強的言傳身教下，三個孩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即獲得博士學位，如今在物理和化學領域大展身手。
自錢三強去世后，家里的東西幾乎沒有變過。直到今天，錢家的書房仍保持原樣，臺歷的日期還定格在30年前，書桌邊是何澤慧最喜歡的舊藤椅。只是墻上掛著的照片，多了一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