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在美國國會兩院調查中國人入境問題時，舊金山市政當局代表弗蘭克·M·璧克斯利做出如下證詞：“1850年12月8日，加利福尼亞成為合眾國的一個州，中國人的行列在當天慶典和游行中……非常壯觀。”“他們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欣賞……中國人人數至多，人們看見他們的精彩表演，個個高興、喜歡。”他接著說到：“可是那段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今天已經完全不是那樣了。”僅僅時隔三十幾年，兩相對比，華人的境遇可謂云泥之別。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差異？這一問題引起了中外諸多學者關注。歷史學家凱里·麥克威廉斯在其社會歷史學扛鼎之作《發膚之下皆兄弟》（Brothers Under the Skin）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想要撇開1850年到1900年的加利福尼亞歷史去討論在美華人的歷史，那是不現實的。”這句話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考路徑。本文將在加利福尼亞的宏觀歷史語境下考察19世紀后期美國對華人移民政策轉變及在美華人命運變遷的深層動因。
一、文獻史梳理
目前，國內外學者從文化、經濟利益、政治機會主義以及中美外交關系等多個角度對排華原因進行剖析。持文化立場的學者指出，華人受排斥，“首先是因為華人在語言、文化、血統、膚色、民族性格和社會觀等方面”與“美國人格格不入”。此外，當時的華人移民固守封建文化思想，而且養成吸食鴉片、聚眾賭博、嫖娼、械斗等陋習，與新興美國的開放、自由思想背道而馳。還有學者從文化同化角度剖析，認為華人移民不僅持有迥然不同的文化，而且他們并不想在美國定居，而只是旅居者，因此，頑固不可同化。美國西部研究者岡瑟·巴斯在《苦力：美國華人史1850—1870》一書中，將華人“旅居性”研究進行推進和完善，并把華人受歧視的原由都歸結到這一旅居心理上。此后，旅居性理論長期主導了華人史研究。還有學者從美國文化特性出發來審視這一現象。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和雷·比靈頓認為，“美國本土主義——對外國人的害怕和仇視——有著多種深刻的原因，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歐洲的新教改革。”華人學者麥禮謙將這一問題的根本歸因為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已經有很長的歷史淵源”，“華人來到加州，正首當其沖，他們是最早大批來美國的亞洲民族”，“很容易就被種族主義者識別，成為攻擊的對象”。
如果說文化差異是導致華人遭受排斥的內在原因，那么經濟因素則成為其直接原因。首先，華人被指責為“黃金掠奪者”。主流社會認為，這片土地漫長歲月堆積而出的寶貴黃金正在被“運往中國”，而這些黃金本應屬于美國人。在華人之前，美國白人即已對來自其他地區的淘金者——墨西哥人、智利人、秘魯人、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黑人、夏威夷土著甚至法國人等——表露了強烈的排斥。然而，有學者指出，排華的重要原因并不是華人淘得大量黃金，因為華人“都在別人已經采過，認為無利可圖的廢舊坑穴里淘采”。另有學者認為，更深層次的經濟原因是美國處于上升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進入到工業和資本密集型階段：1852年露天的富礦挖盡后，開發深層的礦需要巨額資本，唯有大公司才能經營，需要雇傭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在競爭中逐漸失利的美國白人開始將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轉嫁為民族沖突，并借由貶低中國文化激發起美國固有的種族主義情緒。當美國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時，勞動力過剩，華人成為替罪羔羊。
還有學者從政治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剖析，認為由于美國的選舉制度，當時的排華情緒被政治機會主義者所利用，聲稱華人移民的墮落生活“會腐蝕這個國家年輕人的道德水準”、破壞美國傳統家庭，華人搶奪白人工作對“美國大眾的社會福利構成威脅”，而華工的奴役（苦力）身份會危害美國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制度，排華從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轉變為敏感的政治議題。此外，內戰之后，加州成為兩黨競相爭取的投票大州，為了迎合西部選民的排華心理，排華被納入兩黨黨綱，使之“驟然成為全國性問題”至少25年（1875-1900），史稱“華人問題”（Chinese Problem）。還有不少學者從國際關系角度指出，排華愈演愈烈是中美不平等外交的可預見性結果，將任人宰割的在美華人稱為“孤立無援的海外孤兒”，將19世紀末美國的排華演進稱為“戰爭”，都鮮明地體現出“弱國無外交”的冷峻事實。
前期學者的研究，為19世紀后半葉在美華人由受青睞到遭貶斥的原因提供了視角豐富的闡釋，而且不少學者注意到這一現象是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為后續相關研究的推進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以往研究卻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即19世紀中葉華人移民進入加利福尼亞地區時，該地并不屬于美國。也就是說，當時的華人移民經歷了美國對加利福尼亞的“購買”、使之成為美國領土的過程。這一重要事實不容忽視。首先，信奉“天定命運”說的美國采礦者（Yankee miners）認為，“既然美國在美墨戰爭中完勝了墨西哥繼而獲得了對加利福尼亞的所有權，那么這個州所有的財富理所應當都只屬于他們——這片土地的新主人。”在歸屬權轉移基礎之上逐漸強化的“天定命運”意識和國家主義，使得在加州的美國白人對其他國家的采礦者偏見漸深，稍有矛盾沖突即可轉化為激烈的本土主義和排斥行為，到后來甚至愈演愈烈。其次，這一事實引發了一個必然的結果，即美國對其新增領土的領域化需求與實現過程。領域化是國家權力在國家疆域范圍內得以生產的持續過程，是特定社會空間生產得以開展的核心國家意志表征。如果將領域化理論范式納入思考就會發現，19世紀后半葉華人移民的命運波折是資本主義利潤追逐與政治維度擴張政策互嵌的必然結果。
二、領域化理論簡介
領域化理論脫胎于20世紀以降的空間轉向。福柯的空間權力觀為空間的闡釋注入權力因素，引發德勒茲提出“去/領域化”概念，并延續了空間與權力關系的內涵。列斐伏爾提出空間生產理論，指出空間在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文化組構和政治統制三個層面的權力斗爭場域中占有核心地位，在國家的建設過程中典型地體現著政治權力在空間生產中的作用。在此理論背景之下，“領域”的概念以及“領域化”的理論適用性經歷了幾次轉變：其一，20世紀70年代左右，“領域”逐漸由生物學概念延伸至社會學理念，“領域化”從動物維護自己所占領空間的行為轉變為人類“對某一地理空間實施強制影響和控制”，成為一種“社會關系的建構范式”；其二，20世紀80年代后，“領域”的空間與權力關系內涵促使“領域化”對權力賦值空間給予政治關注，“在資本主義國家情境下，‘領域化’也更多地表現為資本實現社會控制的空間策略”。隨著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推進，“領域”概念開始第三次轉變，呈現多元化、多維化以及多中心導向的傾向。“領域化”的理論探討出現兩個針鋒相對的陣營：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領域化原則和“去國家中心主義”的領域化機制，后者常常成為西方國家鼓吹自由主義、干涉他國內政的理論遮掩。這一階段領域化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尼爾·布倫納。這不在本文的討論范疇，在此不詳細展開。如果說領土歸屬是靜態的物質分屬，那么領域化則是在領土獲得基礎上所進行的動態空間屬性建構，是國家“政治權力實現社會控制的政治戰略工具”。
1845年，美國吞并德克薩斯之后，墨西哥大為惱火，與美國斷交。美國對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亞虎視眈眈。但垂涎此地的還有英法兩國——加利福尼亞擁有天然優渥的港灣和豐富的土地與海洋資源，是太平洋海上商業、軍事霸權建立的必爭之地。早在1842年，美駐墨西哥公使就告誡國務卿韋伯斯特要密切關注加利福尼亞，因為“英國和法國都將目光盯在它上面，而后者一直是如此”。墨西哥對失去諸多國土的不甘，英法兩大老牌資本主義列強的覬覦，加州距離美國行政中心太遠，此外，加利福尼亞時有獨立的意愿與行動（1846年作為獨立國家存在了25天），諸多因素導致美國對加州的領域化需求非常必要且急迫。在領土擴張過程中，美國的國家領域化過程主要有三個階段：其一，與獨立主權國家——比如英國、法國、西班牙、墨西哥——簽訂外交條款或購買協議，聯邦政府借此宣稱對新增領土的法律主權；而后，聯邦政府通過和平協議或軍事鎮壓的方式，把對該片土地持有自然所有權的成千上萬原住民驅逐出去，即便他們在該地已經連續居住上萬年；第三，聯邦政府制定并推動一系列國內政策，使新增的廣闊地理空間人口漸多、穩定長住，并使之在此基礎上成為真正的美國領土。美國在美墨戰爭之后從墨西哥手中以1500萬美元的超低價格獲得加利福尼亞屬于第一階段，對加利福尼亞的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土地、經濟、人口等方面的政策實施則屬于第三階段。本文主要聚焦第三階段。
早期華人移民進入北美大陸之時，正處于加利福尼亞地區由非美國領土轉變為美國領土的關鍵時期，即加利福尼亞的美國領域化時代。為了實現該地區的領域化，以政治秩序取代“無政府”狀態，美國人用東部的空間發展模式改造西部接觸區，通過多種空間實踐和空間想象改變西部地區的空間配置——修建鐵路等基礎設施、開發加州經濟和激勵人口遷移等措施，打破西部與東部之間的空間屏障，展開對西部空間的物質性和政治性征服。而這些措施都對華人的生存境遇造成了直接影響。本文即嘗試以美國對加利福尼亞的領域化進程為視角，勾勒出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的變遷，并挖掘其政策轉變的深層動因。
三、領域化初始：鐵路修建與鼓勵華人入境
“領域化是指將空間建構為領域的行為過程”，是一種融合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科技等多維元素于一體的空間生產過程，其中領域形塑是一個重要方面和階段。領域化代表學者布倫納，“從國家領域性維度界定空間實踐，認為它不僅僅包括國家邊界的勘測與界定，城墻、圍欄、界石等疆界標識的設立，還包括保障人員、物資、信息流通的基礎性設施建設”。加利福尼亞剛剛加入美國時，舊金山的報紙《上加州》（Alta California）還在感嘆，甚至抱怨：“金州，因為地處偏僻，是唯一一個靠自己謀出路的州。”然而，“到1850年代中期，聯邦政府為加州開展的以下活動批準了補貼金：蒸汽船、驛站馬車、電報以及鐵路……堡壘的修建、港口的衛防，燈塔以及平船塢的建造；基礎郵政系統的建立”等。聯邦政府在“新西部”交通和信息系統的建立方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在加利福尼亞加入美國初期以及之前，“美國東部地區的人們要前往西部地區，走海路要好幾個月，走陸路長達半年以上，路程艱險，令人望而卻步”，而且路費昂貴。即便走陸路，從交通工具的選擇、道路的挑選到組建旅游團隊都仰仗個人意愿和能力（當時美國鐵路最西點是內布拉斯加）。1862年《太平洋鐵路法》授權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與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并補以巨額補貼，在七年內修建完成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以使美國東西相連（東部起點是內布拉斯加）。1863—1869年，美國的兩大鐵路公司需要完成全長2800英里的鐵路修建，但恰逢南北戰爭，遭遇到人員不足的困境。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兩家公司紛紛將目光瞄向了華人移民。
當時華人移民的處境并不樂觀：他們一方面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一些白人工人不愿意接受的工作崗位，比如在充滿水銀的環境中從事淘金工作，而且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另一方面又因為自己的高質量勞作和低廉回報“搶”了普通白人的“飯碗”而遭到排斥——“中國人的競爭力量太厲害了。這就是我們反對他們無限制地進入美國的主要原因”。然而，就在1865年，很多白人上層人士不得不改變他們對華工的態度。跨太平洋鐵路修建初期，主要是愛爾蘭人負責鐵路鋪軌等工作，但是由于當時技術條件低下，所鋪路段多險峻巖石和雪峰沙漠，工作十分艱苦且異常危險，愛爾蘭工人時常酗酒滋事，不少人領完工資就不辭而別。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整整兩年才鋪了50英里，因此工程亟需加快速度，需要雇傭5000名工人但只能找到800名。就在無計可施之時，公司四大“巨頭”之一的克羅克建議雇傭華工。克羅克的工頭斯托柏雷志斷然拒絕，認為華工難以擔此重任。斯坦福——加州州長兼公司另一“巨頭”，也拒絕雇傭華工，他甚至希望把所有華人趕出加州。“無奈之下，克羅克只能強迫斯托柏雷志先雇傭50名華工試試看，結果華工十分出色，立即又雇傭了3000名。”由于工程量巨大且時間緊張、任務艱巨，勞工缺口遠大于3000，早期從事淘金的華工也難以填補，因此公司派遣專人到中國招募華工。“不久，鐵路工人的五分之四都由華工構成，鐵路修建工作進展順利。”
鐵路的推進靠的是華工的艱苦奮斗精神和任勞任怨態度。他們負責鐵路修建過程中最艱難、最危險的工作，山峰不僅又多又高又陡，而且巖石多為異常堅硬的花崗巖。為了鐵路軌道的順利鋪展，他們填溝架橋、劈山炸石，華工常常乘坐吊籃下降到峽谷底上空負責爆破。每天都有人受傷，時不時有人“因繩索斷裂”葬身谷底，或被炸藥炸飛，尸首無存。到了冬季，華工需要在被深雪掩蓋的地段勞作，他們“像鼴鼠一樣挖通隧道，只能透過通風口呼吸空氣，一直等到春天才能看見陽光”。逼人的低溫和頻繁的雪崩，使很多華工被活活凍死，而尸體（還在緊抓鐵鍬）只有等到來年春天冰雪融化之后才能找到。在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幸存的華工大多被迫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在修建鐵路的過程中，華工死傷無數，清點傷亡人員的負責人也數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華工葬身于這片土地。不夸張地說，每一段鐵軌旁邊都掩埋著華人的尸骨。當今最知名華裔作家湯亭亭稱贊華裔移民是“改變世界面貌”的“英雄”，“是聯通這片大地的先驅”。卓著貢獻換來的不僅是更多華人來美國的機會，更是主流社會代表性人物對華人態度的改觀。斯坦福州長改變了他對中國人的態度。在1865年10月10日遞交給安德魯·杰克遜總統的報告中，他寫到，“如果沒有他們（中國人），想要按照國會法案規定的時間按時完成這項偉大的工程——全國性鐵路的西段，是不可能的。”
1867年，跨太平洋鐵路修建完成，有力地促進了加州交通信息體系的發展，從東部到加州的時間由之前的數月縮短到一周之內，極大地促進了美國西部尤其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加利福尼亞與東部的人員、物資與技術流動，為加州的穩定與進一步經濟開發提供了關鍵性設施保障。與此同時，鐵路的建成使得美國東部以鐵路為據點，將加利福尼亞鑲嵌進了美國東部發展的景觀之中，從政治制度到經濟模式再到文化規范等多維度上使得西部呈現出美國式空間發展。鐵路修建成為加州領域化過程中關鍵的空間實踐之一。
這一階段美國的國家領域化需求，給華人移民帶來三方面影響：其一為一塊牌匾——“加州鐵路，南北貫通。華裔精神，血肉獻功”，以記錄和標榜華人移民對美國所做的“史詩級”貢獻。其二為華人移民最早的聚居地——唐人街。華裔作家趙健秀指出，鐵路的完工導致了一個羈留營，叫做“唐人街”，深刻影響了在美華人的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以及聚集形態。修建鐵路需要的是知識層次不高、擁有簡單技能的廉價體力勞動者，這些早期的華人基本英語水平比較低，都只說粵語，在難以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同時，族群內部聚集、交流非常便利。唐人街作為早期華人“基于共同的語言、風俗習慣、思想信仰結合而成的血緣、親緣、地緣共同體”逐漸形成。其三為鼓勵華工自由來美的《蒲安臣條約》，修筑橫貫美國東西部的大鐵路“是導致《蒲安臣條約》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條約使得華人以自由移民而非契約勞工的身份來到美國，為美國從中國輸入合法、廉價、大量的勞動力敞開了大門。
四、領域化推進：加州經濟開發與限制華人入境
空間代表著社會現實的同時性與共時性秩序。從領域化的視角出發，加利福尼亞的開發及其與美國其他空間的互動性生產，并不單單局限于國家物理邊界的范疇，而是美國國家權力與其所屬空間的生產性辯證關系。在加利福尼亞加入美國后，美國東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與該地區原有的機制發生了沖突和競爭。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東部的這些體系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一過程及其結果體現了領域化的表征。隨著以新英格蘭地區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加利福尼亞地區的引入，“淘金熱之后一直到一戰前的六十年間加州的經濟穩步轉移到了一種新的土地使用形式——一種高效的經濟活動”——農業。對加州的農業大開發和捕魚業的挖掘，極大加速了西部“荒蕪”地區土地和海洋資源的有效開拓，成為向西推進領土邊界之后最重要的國家領域化空間實踐之一。
華人移民對加利福尼亞農業活動的參與，早在修建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中國自古是農業大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使中國農民積累了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和智慧。早期前往加利福尼亞的華人大部分都是農民出身，當采礦淘金接近尾聲的時候，坐擁大量肥沃土地的加州“非常缺乏勞動力”，滯留的以及隨后到來的華人移民，自然地投入到加州農業開發中。早在1850年，加利福尼亞州長（行政長官）麥克杜格爾在其年度咨文中，即盛贊華人移民在開墾肥沃但遍布銳藨草的沼澤（每到雨季河水就泛濫成災）中的杰出貢獻，并提議要吸引更多的中國移民參與其中。這些杰出的美國拓荒者手持簡單的工具——“一把寬刃大刀、一把鋸子、一把斧頭和一把鶴嘴鎬”，把一片片原始森林和廣袤的荒野開發成井然有序的良田。得益于早期華人移民的努力開墾，綿延無盡的溝渠、運河、堤壩和堤防逐漸顯現，加利福尼亞三角洲被改造為優質農田。
除了耕地開墾，華人還在葡萄園——加州納帕谷（Napa Valley）負責種植葡萄以及為葡萄酒廠挖掘、修建巨大的儲藏坑道，還有的做水果采摘、蔬菜種植工作，或者在養殖場從事乳制品業或放牧業，還有的在雪茄種植領域嶄露頭角。當年一位葡萄園主做出如下證詞：“加利福尼亞州種植葡萄釀制酒類的各部門中都大量雇傭中國人。他們很快便學會葡萄的培育、剪枝、保管、收摘等等技術。他們的勞動是必不可少的。”加州參議會1862年的報告書也顯示，中國勞工協助加州開辟大規模葡萄園，“輕而易舉地為這個州增加不可計量的財源”。根據1875年的歷史資料，當時舊金山的雪茄年產量大約1.206億枝，其中至少1.146億枝由華工生產，占比超過94%。華裔學者林露德指出，“在1860年到1890年期間，華人的身影遍布加利福尼亞農業的各個領域”，到1890年華工占加州農業總勞工的75%。由此可見，在促進美國新增領土的農業發展方面，華工功不可沒。“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農業取代采礦業成為加州第一大產業”。農業生產作為首要的經濟活動，成為加州土地領域化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空間實踐形式。
如上所述，美國對加利福尼亞垂涎已久，既是因為其富饒的土地物資，也是因為其豐富的海洋資源。在早期領域化時期，對海洋資源的開發主要集中在相對初級的捕魚業和相對發達的海事產業。這兩個領域的開發都與早期華人關系密切，尤其是前者。受黃金誘惑前往加利福尼亞的華人基本來自廣東沿海地區，不少具有世代捕魚的經歷和熟練的捕魚經驗。“早在1850或1851年，在美華人就開創了加利福尼亞的咸水捕魚產業”。1852年，金礦開始出現排擠華人的苗頭，更多華人“不能在城鎮找到工作所以開始重操舊業，他們聚在一起，組建最初的小漁村，成為加利福尼亞第一批商業漁民”。
加州農業開發正處在美國內戰（1861-1865）期間，內陸地區勞動力緊缺且物資缺乏，促進了加州在經濟方面與東南部地區的物資流動，同時進一步刺激了美國聯邦政府對遠離戰區的加利福尼亞資源的領域化需求。在土地得以精耕細作的同時，聯邦政府加速了太平洋資源的美國化進程，其中包括捕魚業。戰事緊張以及戰后重建都吸引了大批勞動力。領域化進程中對加州物資的需求和勞動力的短缺，為太平洋鐵路修建完成之后被“遺棄”的上萬華工創造了一定生存空間，部分華工加入到加州商業捕魚陣營，“華人漁村從加利福尼亞半島一直延伸到舊金山”，他們捕到的新鮮魚蝦以及加工曬干的魚蝦，除了在美國出售還遠銷夏威夷群島、日本以及中國。但是從1860年開始，東部地區移民過來的希臘裔、意大利裔以及克羅地亞裔等原本沿海地區的移民，開始嫉妒并憎恨華人捕魚者，著力“進軍”加州捕魚業。1882年，即美國政府正式頒布《排華法案》的當年，禁止華人漁船進入美屬海域（即加利福尼亞沿海）的法律得到通過。雖然此后還有華人繼續在捕魚或相關產業謀生、創業，但華人的捕魚產業受到了重創。加州的捕魚業從華人手中成功“轉移”到歐裔美國人手中之后，邁進了快速發展期（1900-1925），一躍成為全世界產量最大同時品種最為豐富的生產區之一。因此可以說，華人是領域化時期加州捕魚業開發的領軍人物，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前往加利福尼亞邊疆地區，加速了這一新增領土范圍內捕漁業的基礎開掘工作，為日后東部地區移民的大規模涌入和開發太平洋漁業資源起了先鋒作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加利福尼亞海域的美國化進程。
美國著名環境歷史學者亞瑟·麥克沃伊指出，1925年之前，在全美國范圍內，加州在公共領域自然資源分配和管理方面取得的司法進步是最令人矚目的。這一評論從司法的角度透視出美國對新加入的第31個州在自然資源開發、配置與管控方面的領域化成果，在對比中凸顯出美國的行政權力顯著削弱甚至快速取代了之前印第安人、西班牙人以及墨西哥人在這一領域范圍內的影響和控制。在這一過程中，華人移民貢獻了不容忽視的力量。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合委員會調查中，即便反對華人入境的證人也證實說，“加利福尼亞和太平洋岸的資源，曾經由于得到中國人的廉價勞動力，而獲至比沒有這一因素更為迅速的發展。就物質繁榮而論，太平洋岸毫無疑問是最大的受惠者，因為有了中國勞工而大獲其利……太平洋方面的資源由于利用中國人的勞力，而正在令人滿意地得到開發和發展。”也正是因為早期華人移民的卓絕付出符合了美國當時的領域化需求，他們得到了暫時的生存“喘息”期。但到1890年之后，華人在加州農業上的地位逐漸被“后發制人”的日本移民所搶奪，而華人在捕魚業上的位置也慢慢被歐裔移民所取代，在美華人的生存處境愈發艱難。“他們無法繼續逗留在鄉村地區，因為在這里無法自我保護。”無奈之下，越來越多的華人遷往舊金山的唐人街，以尋求身心庇佑。
加州亟待開發之初，鼓勵中國移民“正是加利福尼亞所殷望的”，因此，《蒲安臣條約》受到好評。隨著加州經濟開發的順利推進，加州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降低，排華情緒也逐漸蔓延。政客為了獲取選票，為限制華人移民自由入境競相奔走。最終國會以拒絕沒有人身自由的苦力和妓女為名，通過了限制移民本質的《佩奇法》（1875），標志著美國排華“向聯邦立法的過渡”。
五、領域化的初步完成：白人涌入與全面排華
如前所述，美國在領土擴張的過程中對其新增領土實施領域化的一個重要階段是聯邦政府制定并推動一系列國內政策，使新增的廣闊地理空間內人口漸多并穩定長住，使向西推進的邊界領土在此基礎上成為真正的美國領域。《聯邦條例》和《憲法》均聲明原始十三州之外的土地都是歸政府所屬的公共土地。在這一理念基礎之上，1862年聯邦政府頒布《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于次年1月1日起生效。該法案規定凡年滿21歲的（或作為一家之長的）美國公民或有意愿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的外國人（需從未攜武器對抗過聯邦政府），在宅地上耕種滿5年并繳納10美元登記費者，或在宅地上居住滿半年并按每英畝1.25美元繳費者，即可領得不超過160英畝的西部國有土地作為份地歸自己所有。早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聯邦政府即為加州公共土地的開發、勘探和分配活動批準了補貼金。《宅地法》對美國西部產生了更加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其頒布之后的123年里，共提交了200萬份宅地申請，2億7千萬英畝（美國土地的十分之一）的土地被劃為份地，共有三十個州是通過份地的方式形成的，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亞。
淘金熱使得加利福尼亞的外來人口大幅度增加。熱度褪去之后，加州人口仍以十年翻倍的速度激增（見表1）。“1869年，中央太平洋鐵路［向加州］運送了3萬名直達旅客。”“1870年，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旅客人數達142623人”。這與聯邦政府的土地政策不無關系。“美國的土地政策戰略性地在美國大陸控制并遷移人口，以便拓寬疆域并實現邊疆新領土的穩定和融合”，也就是說，美國政府非常有效地運用土地政策及與之緊密相關的人口控制，以推動其邊疆新領土的領域化。《宅地法》又被譯為《移居法》，側面反映出聯邦政府土地政策變遷的實質是人口遷徙，鼓勵更多的現有和未來美國公民遷移到西部的土地上居住和耕作。
在1876年，曾任加州州長的斐德列克·婁所做的證詞，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國家領域化完成度與華裔人口數量之間的緊密關系：“加利福尼亞建州之初遇到的最嚴重困難是人口稀少，勞工缺乏。而中國人的來臨為我們解決了這個困難。現在……局勢已經完全變了樣。”得益于《宅地法》以及加州領域化的逐步完成，彼時“出現了移民從東部和歐洲涌向西部的浪潮。我們能夠很容易地步步向前……從此以后……中國人將要回去。本州不能容忍他們。中國人入境必須停止，或者大大減少。”歐裔美國人在加州人口比例中的不斷提升，是保障新增領土領域化的必然人口表征，隨之而來的是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主流文化對加利福尼亞空間肌理的再組織、對加州空間文化形式的再構建，以使其成為符合美國意識形態的表征空間。這一“以定居的模式確保領土安全”的人口策略，不僅保障了“美國向西部擴張的主權宣示”，并且“避免了大量軍事力量的動用”。“空間概念連接了精神與文化、社會與歷史”，領域化涵蓋并重構了一個復雜的空間過程：發現（新的或未知的空間）—生產（社會的空間化、組織化特征的生產）—創造（各種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創造）。以此觀之，不斷增長的華人人口，“被”成為美國對加州領域化空間生產與創造之路上的堅硬“絆腳石”。
因此，在分析早期華人受排斥的原因時，有學者指出華人移民人數的增加是一個重要因素：“對華人的友好態度沒有持續太久。隨著華人人數的增多，他們的出現招致了深切的不滿甚至憎恨。”從表1可見，華人在加州的人口比例1860年為9%，1870年為8%，此后更是逐步降低。這是美國政府土地及人口政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華人生存處境的惡劣情況。1873年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經濟陷入蕭條狀態，華人被當作替罪羊，成為了種族沖突的犧牲品。1876年，加州政府專門出臺了政策，將華人描述為奴隸、低賤的勞動、沒有信仰的異族等。體制化的對華歧視使得排華濁浪有加無已。1882年，美國政府正式頒布《排華法案》，這是針對華裔群體的專門性法案，標志著美國長達半個多世紀（1882-1943）的官方排華運動的開啟。該法案最初禁止華工往返美國，有效期十年，同時，在美華工無法得到美國的國籍。自1882年至1924年，美國政府又不斷修訂和升級排華政策。《排華法案》標志著美國社會進入排斥移民和種族歧視愈演愈烈的時期，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
《排華法案》導致美國華人人口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里遭到強烈的沖擊，人口數量不斷萎縮。在1882-1885年間的加州，有高達5萬名華人被迫離開美國或者迫害致死。其間有部分華人通過多種途徑來到美國，不過，美國政府卻于1910年建立專門的機構監管這些人員，對這些移民采取監獄般的管理模式。在婚姻方面，一方面早期的美國華裔堅守傳統觀念，僅選擇在華裔內部通婚，另一方面美國出臺法律禁止華裔男性和白人女性通婚，而且這一影響一直持續到二戰之后。1882-1943年這個時期，又稱作為美國華裔的“至暗時期”，性別比例嚴重失調，“單身漢”占據人口結構的大頭，人口幾乎負增長。
六、結語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已然淪為統治階級的工具”，“通過制度性規則調控各種物資的流動，由此將空間置于權力掌控之下，在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同時，也控制了空間并以技術官僚的治理方式控制了整個社會”。綜上所析，美國對剛剛加入其版圖的加利福尼亞州的空間實踐，恰是在擴大國家疆域基礎上的領域化過程，囊括基礎設施建設、經濟開發和人口定居等多維度的空間建構。領域化與美國化的相互嵌合，成為美國國家空間秩序建構的基礎邏輯。華人移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加入到了美國對這一新增領土實施領域化、賦予其空間以政治屬性的權力領域主義過程當中。
美國對加州領域化的開啟、推進與初步完成，催生出《蒲安臣條約》、《佩奇法》以及《排華法案》。根據特定社會空間生產需求，美國政府調整19世紀后期對華移民的立場與政策。起初采取鼓勵式的政策吸引大量華人勞工赴美。華工的開礦為加利福尼亞的原材料生產業貢獻了巨大力量，華工修建的鐵路完成了美國向西部內陸延伸的重要基礎設施，使得東部乃至世界向加州的人員、物資、技術以及文化運輸得到保障。而后華工對加州農業和捕魚業的開拓性壯舉，不僅有效促進其經濟模式轉型，而且是其動態領域性空間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如此，華人的待遇依然很差，排華氣焰逐漸囂張。隨后一系列排華法案的頒布，一是因為華工對這一新增領土實施領域化實踐的利用價值被“消耗”殆盡，二是因為領域化過程中白人人口數量“需要”不斷增加、比例“必須”持續提升。因此，美國對加利福尼亞的吞并及其領域化需求動態，影響了在美華人的人口數量、族群分布、人口結構以及美國與華人的相互態度。質言之，領域化是中美文化差異、美國本土主義、經濟利益沖突、政治關系等因素之外影響19世紀后期美國對華移民政策變遷不可忽視的深層動因。
摘自：郭海霞：《19世紀后期美國排華新探——以領域化為視角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